1999年
运动的临时性可以从朱家尖校长评价军队看出，演习的军队纪律严明，与百姓关系好，受好评，说起当地驻军却“都是流氓”。
亚洲和欧洲不一样，在街头打牌，门口洗菜、衣服，把作坊开在街上，修理发动机的油污泼满地；商品摆在街上，乳罩象一屉屉的馒头，以及摆满破烂，窗口挂满衣服，往下滴水，每个窗子都用不锈钢铁笼罩上，在阳光下亮闪闪一片，成了一景（全国都装可以解决钢材市场疲软的问题）；所有人都在街头坐和活动，尽量占有公共空地，不讲公共卫生，非常坦然地、忙碌地、悠闲地袒露一切。男人街头摆躺椅看报，毫不理会来往人群，女人抠脚也不在乎；挑的担子里都是破烂，三轮车拉满巨大的口袋……没有公共的概念困难是最核心的问题。
要拆的桥被堵起，妨碍了居民走近道，就出来摆渡者。
乱停车的司机回来发现风挡玻璃上贴满一张大纸，印着不许乱停车的通告。他满面怒容地往下刷，贴得很结实。
炸油条的中年黄脸婆姨也把头发染成绺绺金黄
丧事的大操办给了社区一个化解平常矛盾的契机。只要在此时表现得尽力一些，双方就可以重归于好。是一种“传统的台阶”。
泰顺县雅阳镇书记雷文东、规划局长（原公安副局长）：
为电脑登记人口，通知全镇上报未落户人口，否则以后不给办（我想也是刚上任的书记为了结清前任的帐，别自己承担）。全镇二万多人，报上三千多未上户口的超生者（93年至今）。落户要交罚款（财政来源）。一胎生女孩一般不报，为了下胎生男孩。
现在上面的各种规定等于把下面的手段搞没了。“把猫的腿捆起来，让它抓老鼠”。必须通过法律解决不交粮等问题。镇上法庭（周围几个乡都管）五六个人，根本干不过来。以前班子闹矛盾，没人抓工作，欠钱粮者多，上任后换了80%的村干部（根本没有选举份），进行了三百多例强制执行。
乡镇干部工作上是忙人，生活上是穷人，回家是客人。
泰顺公安编制是338人（最近扩大），现在只有一百多人，财政没钱发工资。乡镇联防队的工资乡镇发。泰顺平均万人八个警察。
今天的中国比起昨天，从政治挂帅转到经济挂帅，从信仰高于一切到利益高于一切。相同的都是挂帅，极端，不同的是两端。政治挂帅必然整体的，统一的，严密的，自上而下的，有计划的，不能乱动的。经济挂帅则相反，尤其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积极性，权力下放，导致个体的、分散的、混乱的、各自为政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两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区别就在这里。
温州的整体感觉是活力强（全在经济），脏乱差，整体的整合只有政府，其他人和力量全是整体的公开或潜在破坏者，所以无论政府多么有效率，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最广泛的整合（规范其他力量不成为整体的破坏者，不需要看管）是传统和文化，丧失，新的没有建立。所以处处都看到政府无可奈何的、管不到的混乱，和无所不在破坏秩序的人民战争。
为什么全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工地？仅仅是经济发展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的丧失，人们没有了根，也就没有了标准。只知道跟时尚。建筑没几年就土了，装修也过时，又想方设法从头来。来回折腾。中国的权力决定一切提供了这种可能，城市建设成了官的好恶体现处。而居民，一栋楼盖了十年可以不断装修，永远嘈杂。换一家人修一次，或过几年就重来。
去宁波，出温州看到新修的房子，四五层，细长（受宅基地限制），正面两根不锈钢的柱子一直通到顶，柱子顶尖有点造型。整个房子只见亮晃晃的两根，远远闪耀。看上去正在形成风气，好几座同时在建。
前几十年的房子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丝毫不考虑装饰，现在有了不锈钢，是多余的，和古代的多余有什么区别的。感觉不一样，一个是文化，一个暴发炫耀，区别在哪里？不锈钢脱离了传统文化，又没有移植到别的较深基础或生出新的创造，迎合的只是眼见的表面时尚，潮流，浅薄的表皮，加上内心世界非常贫乏，这种迎合加贫乏搞出的东西肯定庸俗，根基不在传统、文化、艺术，而在炫耀、金钱。马尔康的藏民虽然没有高深教育，但是有雄厚的传统根底，没有断，所以整个象一个艺术的世界、环境艺术的展览馆。那里“多余”的东西很多，塔、庙、幡、旗、玛尼堆……但跟环境非常和谐，是艺术境界。那些东西都是积累出来的，不是靠生造。他们没有理论，但是有传统赐予的感觉，以及在那里生出的感动。为什么选的地方、搭配的颜色都那么妙？因为他们先感动自己，他们长年累月地琢磨，而且始终笼罩在一个整体整合（传统审美、文化与宗教）之下，不会跳出，所以必定和谐。
实用主义统治的中原，房檐微多一点，只为搭在上面，在多一点就是装饰，就不要了。房子方正，任何一部位都有功能。所有房子都一模一样。现在有钱了，开始加东西，就暴露了上面的问题。
朱家尖人口二万多，旅游季节妓女六千多。政府不管。思路是普陀山是佛教胜地，不能搞色情，在朱家尖搞，形成互补，对游客有全方位吸引。
定海东大街（200米）和中大街（也有200米）还保留一段老样子，丁字形。房子还是一样的，但满街是长毛玩具、现代背包、塑料制品、内衣模型、胸罩、家用电器、流行音乐……纷纷用架子尽可能地伸出店铺，占据街道，把老房子的下半部全部遮死在五颜六色之下。
定海老街保护问题在媒体争论，当地政府不管。有其道理。老街的老百姓都愿意改造。老房子不适合居住，脏乱差，黑暗，厕所、洗澡、用水都不方便，电线拉得乱七八糟，柱子、板子全糟烂，砖都朽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到处修补。改造成本极高，最简单的当然是推倒新建。这里不象北京贵人的四合院，可斥巨资改造舒适。这里是成片成片的贫民窟。外来人愿意看这种地方，却不会愿意住在这里。问题是，本地人是要住的，他们已经看够了。他们想进那些不好看但舒适的房子。这是从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的难题。那个著名的争论，是要看西单牌坊，还是要扩宽道路，畅通交通，就是这种冲突。那时靠权力解决，现在还是。毛泽东可以被谴责，因为一个北京真下决心是可以保留的。地方城市就不一样，他们有什么必要去承担保护传统的责任呢？
中国建筑的特点就是缺乏整体设计和社区意识。每栋房屋、每个家庭都自成一体，不管他人。这一点从上下水系统、街道布局、公共用地等广泛们都可反映。没有前瞻，一旦形成，就很难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定海政府有问题，也有选择合理性。同时这是一个软问题，上级不会就此下命令不许改造，不属政绩考核。保留和改造老街花费多，见效慢，居民不满，政绩不突出。长远有好处，可能变宝（如上海周庄），但时间长，等于给后任做。而建新的一二年就见成果，就是政绩升迁的阶梯。不这样选择才不正常。
历史、文化和社区功能的延续，是规划要考虑的首位。过去不用考虑，因为发展缓慢，时间解决问题，一切都自然而然，肯定和谐。现代化的突变把大量的不和谐突然插入，如到处的电线杆，烟囱，大玻璃，汽车，大商店……不能不要，问题就在如何把这种冲突安排为和谐。这就是环境艺术要做的。是米丘作品的启示。
江泽民在上海时讲南方经验：“绿灯走，黄灯抓紧走，红灯绕着走”。推动了思想解放，同时变成“下有对策”的借口，又不提倡了。到中央后则完全禁止。
船上的河南新乡乡镇企业家讲，现在是县里卖国有企业，乡镇卖集体企业，都卖给个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不好，惟有个人企业好。只要一给个人，立刻就变好。
问乡镇企业还有没有希望再起来。答没有。原因厂长们大都搞了自己的小厂，然后想方设法侵吞，把生意关系引到自己小厂，捞得差不多，时机成熟就脱身。这是普遍现象，所以迟早要垮。（人人都为自己，不在为公，公必垮。毛泽东时代也有私心，但不给私发展的路。所以只能留在集体干，比现在好）
南汇司机说小时养鸡，偷着到周浦去卖，只能守在弄堂口，大街上抓住就没收，资本主义尾巴。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养鸡。他知道开任何一点小口，就会不断泛滥。就象小孩也要偷卖鸡。鸡都不让卖，何况建自己的工厂
毛泽东赞扬女民兵也不是出于国庆的艳情，是看到新人，不爱红装爱武装。
国庆搞红装是艳情。
天爱感慨经贸大厦，意大利的门链，皮包，工艺精细，达到国外八星，说明上海好，中国在发展。三十年代的外国人在上海也好，也繁荣，同时中国兵荒马乱，四分五裂。一个上海或沿海地区不说明整个中国。冯玉祥败退四川时也感慨四川挑夫都大碗吃米粉肉，天府之国，那是在战争时发出的感慨。
Y说上海新加坡化，有高效的政府，没有自由的民间，有规范、秩序、职业素质，但没有活力创意。上海典型的有大楼无大师。上海人适合当经理，不能自己创业，上海在各方面都没有大作品。三十年代的文化中心关键在于自由人，现在的窒息也在于没有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