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依照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生态主义者几乎是必然的。1993年，我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这是我在“自然之友”第一次集会上的发言。
走出绿色象牙塔
我在锡林格勒草原，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他们小时候，放牧最大的难题是牛羊钻进草里找不到，这话让我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可就在我听这话的当，我眼见着一只兔子远远跑过，看得清清楚楚，一点障碍都没有。
甘南草原的牧民经历着同样的变化。当地的藏族乡长说，他们小时候骑马上学，尽管腿短，靴子也会被草上的露水打湿，可是现在早晨骑马，打湿的顶多是马蹄。
前年我在白洋淀，途中给汽车水箱加水，放下很长的绳子才能打到井下的水，而老人们说，过去趴在井沿就能直接喝到井水。
此类故事俯拾即是。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在于这些变化发生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相比自然生态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进化，几十年是短到不成比例的瞬间，如果以这种速率退化，人类在茫茫太空中唯一籍以存身的这颗地球，还能给我们提供多久的庇护，如何能有乐观回答？
我常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的那个马贡多小镇。在百年历史中，从充满阳光、花朵和蝴蝶的一块天地变到遍布蛛网、垃圾，疾病流行，天降成吨的尘土，生出长猪尾巴的孩子，可是人们照样喝酒、赌钱、搞女人，一口气吃七十二个蜥蜴蛋，对变化浑然不觉，小镇最终被预言中的飓风刮走，永远消失。
今天似乎不同了，环境保护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全球任何社会，任何政府，任何阶层，任何组织都在谈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都举这面旗。你可以在大街上拦住任何一个人询问，我相信不会有人表示反对保护环境。可是为什么环境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保护环境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呢？
我不想谈那些口头环保派，他们作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利己主义者，言行不一，是另一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即使人类全都真诚地、言行一致地保护环境，环境问题是否就能够真正地解决？
我以为不能。
现在的环境保护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呢？天上落下了酸雨，腐蚀了庄稼和古迹，人们才呼吁治理；臭氧出现了空洞，政府和专家才开始讨论是否停止用氟；森林毁灭了，再动员种树……这样的环境保护是一种跟救火堵漏同等性质的被动行为，治标而不治本，只是推迟环境危机的到来，而改变不了环境恶化的最终趋势。
这就涉及到了在绿色思想中被形象地称为“浅绿”和“深绿”的分野。仅仅停留在环境保护的层面，只能称为“浅绿”。虽然都是绿，“深绿”和“浅绿”却有本质的不同。“深绿”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环境保护，而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概括起来，人类以往——尤其是工业文明以来——的生活方式主要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上：一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衡量社会进步之标准的物质主义，由此导致在有限资源中追求无限增长的悖论；一是以感官享乐为人生意义的消费主义，是道德解体、人欲贪婪、争夺与冲突不断升级之社会困境的根源；一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科学主义，在“人定胜天”的狂妄中奴役和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正是这几种因素互动循环，不断膨胀，才造成当今包括生态与环境问题在内的人类困境。
以“深绿”的观点看，生态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类的心态问题。人类的主流哲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仅靠“环保”是救不了人类的。我对这一点颇有同感。我尤其对当前席卷中国的物质主义大潮感到忧虑。正如生态必须保持多样化才能平衡一样，一个民族的精神也是在长久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精细平衡的结构。如果全民一致“向钱看”，那难免导致失衡。我认为，精神结构的解体对一个社会的损害将比什么都严重。有人也许不以为然，“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我们不是比过去富了吗？我当然不赞成贫困，但如果仅仅求富的话，什么是富的标准？如果我们十二亿同胞都以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目标，据运筹专家计算，需要的资源将是现在的六十倍。这块已经喂养了我们五千年的土地，谁会相信还能挤出六十倍的乳汁呢？如果资源不能满足人们已被过度刺激起来的欲望，贪婪将纵使人们相互之间争夺，那时不仅是生态毁坏，连社会也难免遭劫了。
绿色哲学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是把无限增长变为自我控制，把感官享乐转向审美追求，变征服自然为顺应自然。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已有许多人做了探讨，我认为从哲学角度已无困难，逻辑上也很通畅，但至今只停留于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关键在于尚无将哲学变为现实生活的可行方法。哲学只能说明世界，方法才能改变世界。“浅绿”之所以能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相当的成分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操作的方法；而“深绿”，至今为止还只是哲学。
不少人做过努力，形形色色的绿色组织或试验基地散见于世界各国，但在人们眼里无非是一群怪人。有人提出“心灵环保”的概念，等待芸芸众生一个个灵魂实现“升华”，即使可能的话，已在困境中徘徊的地球和人类又有没有足够时间？以往推动人类变革，一向以许诺更富有的生活为吸引，然而绿色变革却要人们从过度消费回归朴素，安贫乐道、清心寡欲、自我节制，让人们自觉接受这种“牺牲”，期望是否太高？我对此不敢乐观。
在“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中，如果一定只能选择其一的话，我任可选择后者。“深绿”仅在“灵性”的层面作文章，是不会走出哲学的沙龙，进入以制度为构架的社会生活的。当今工业文明的社会制度之核心是追逐利润与效率。世界上不同类型的社会看上去差别很大，奉行不同甚至相反的主义，然而依我看，它们的区别只是手段的区别，在本质上，它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追求财富的无限增长，完全一致。无论是“和平竞赛”，还是“超英赶美”，只如位于跑道左、中、右的不同位置，都是向着同一终点跑。其实这几年，手段的区别也在迅速减小。只要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是谁的跑法快，就该向谁学，手段也就能理直气壮地抛弃意识形态了。确实，市场与竞争的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经济活力和创意，但是，也同时不可分地制造着生态危机与社会问题。追根究底，环境污染、人性异化、通货膨胀、生产过剩、失业和犯罪等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都能找到通向利润与效率的根源。在这种社会制度中，谁要是只根据文化或心灵的觉醒而身体力行，把“深绿”当作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他就将在社会找不到立足之地，不但谈不上改变社会制度，连自身生存也无法保证。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许多人都有的无可奈何的感慨。
我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的手段也同样不能救中国，虽然资本主义无疑能使中国繁荣一时，但代价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更长远的生存。我同样对民主制抱有怀疑。在我看来，民主制有一个根本的、与其共生、并有可能最终毁掉它自身以及整个人类的弊病， 那就是——作为一种制度， 它最大程度地纵容贪婪。
自私是人的天性， 放纵的自私就是贪婪， 而只要不受抑制， 自私必然会放纵成贪婪。迄今为止的民主思想与制度都是以鼓励个人自由发展、最大程度发挥天性为目的的。受鼓励的自私反过来也为民主的发展提供养料。当面对一个待开发的富饶自然时，自私与民主的结合确实能转化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动力， 实现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民主化提供的均等机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占有和获取的角逐，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追逐利润的比赛中， 清贫时代形成的制约贪婪的道德体系和宗教体系逐步瓦解， 贪婪越来越理直气壮， 甚至得意洋洋。同时，民主制使经济脱离政权的羁绊， 只听从市场的“无形之手”摆布， 但那只手的推动能力远远大于抑制能力， 因此，不可避免地把人类的生产与消费，一直推动到今天这种变态的疯狂。
当人类终于发现资源是有限的， 生态是脆弱的， 地球有可能最终被毁时，物欲却已被激发到无限， 如同上了毒瘾， 欲罢不能。仅靠个人的自觉是难以实现人类社会的转弯的，尤其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那转弯必须及早完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有自上而下的整体控制才有可能把社会从贪婪的疯狂跑道上拉下来。民主制的致命之处就在这时显露出来——以多数选票为立身之本的民主制只能被贪婪的多数逼着向前走， 反之再为贪婪提供进一步的动力， 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循环。作为一个理性制度， 民主制却非得沿着这条非理性的轨道往下滑，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民主”，这实在是民主制无法解决的一个悖论。
对其他国家， 现在提这问题或许还早， 有些杞人忧天。但是对中国， 这个问题已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以最多的人口， 最少的平均资源， 处于接近资源极限的位置。中国的传统道德已在历次运动中“破”得所剩无几， “共产主义道德”却没有如期建立。改革又在此时打开国门，把西方物质文明的诱惑眩目地投射进民族心灵的道德荒原。被差距刺激的贪婪格外贪婪， 那种贪婪再乘以十二亿人口， 就成为世间最大的贪婪。以最大的贪婪吞吃最少的资源， 中国的前途便面对双倍的危险。如果再以民主制全面、彻底、无制约地纵容那种贪婪， 危险便会在双倍之上再加倍。已然被几千年的饿殍啃得支离破碎的中国， 那时还能被这双倍大口啃多久， 实在是值得从现在就开始担忧的。
因此，考虑人类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和根本变革，虽然巨大得与我们个人不成比例，却是我们不能回避、而且是从现在就该开始着手进行的工作。让“深绿”从哲学的象牙塔走进活生生的人类生活，从根本上，只能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变化。从宏观看，社会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方法。只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才能赋予哲学在生活现实中立足的可能。哲学的探索和哲学的普及当然是社会变革的前提，但是最终，变革的落实则必须由制度承载。
我讲这番话决不是轻视环保和文化方面的工作，而是想表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工作需要我们着手进行。相对来讲，这项工作一直受到忽略，当然这与变革——尤其是脱胎换骨地变革——社会制度的难度有关。但是不管多么难，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进展，环保就只能停留在“浅绿”层次，“深绿”也只能幽居于人的内心，而我们的目标——挽救地球（更确切地说是挽救我们自己），最终则难以实现。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