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21世纪中国的软肋

1998年

· 王力雄 ·

 

 

不管是否同意或愿意，“西藏问题” 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问题，并且有继续国际化的趋势。不过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不应该仅把它看作一个来自国际社会的麻烦。对不同方面，西藏问题有着不同的内容。就中国自身而言，西藏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无论是面对世界还是走向未来，其影响都不容忽视。

本文将从西方社会、达赖阵营、藏族自身、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及现代化等几个方面谈及有关西藏问题的不同内容。

 

西方社会的西藏问题

按照“亡我之心不死”的传统思路，有些观点把西藏问题看作是西方国家企图“肢解中国”的官方阴谋。且不说这是出于想象还是确有根据，但至少还应同时看到，现实中的西藏问题还存在另一个方面——即西方社会的非官方势力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反对，远比其官方态度更为激烈和普遍。

从官方，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有独立的根据，也没有一个政府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然而在民间，西方民众和舆论却几乎一面倒地支持达赖。今天，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遇到最多和最大的示威群体，往往都是和西藏有关。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正因为西方民主体制使其政治家受到民间制约的特点，西方民众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才往往上升到较高的政治层面，成为一张被政客们用于各种目的的牌。

西方人为什么对西藏情有独衷？这一点不光是从中国人的角度难以理解，世界其他要求民族分离的人也在对比中感受失落。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与西藏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西方人眼里，却只给西藏那么重要的地位？

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一直保持强烈向往。历史上，西方对东方的早期认识，几乎都是在类似马可波罗的描述中培育起来的神话。西藏地处世界最大高原的深处、雪山环绕并由“活佛”统治，具有更为神秘的特色。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西藏在西方逐步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那时的西方已经在全球任意行走，它的枪炮可以轻易敲开任何封闭的国门。然而只有西藏使他们难以进入。西藏尽管武力薄弱，却凭借高原天险使一批又一批西方探险家无功而返。西藏的吸引力从而演化成禁地的吸引力，使热衷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为向往。

本世纪初，一支英国军队打进了拉萨，但由于那时的交通技术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绝，西方又在随后几十年忙于两次世界大战，对西藏的顾及有限，能够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是凤毛麟角。51年共产党军队进藏以后，西藏更是完全遮蔽在铁幕之后。一直到八十年代开放后，西方旅游团队才开始被允许进入西藏，一方面由于西藏旅游业接待能力不够，游客数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仍然存在各种控制，只许游客在规定线路上“观光”。所以，西藏等于至今还未对西方完全撩起面纱，类似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构理想化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完成。在当今人类已经被喷气飞机和通讯卫星连结成 “地球村落”时，这世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托西方人的神话境界呢？──只剩下一个西藏。

而随着西方文明显露弊端，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变得迷茫，后现代主义成为潮流，不少西方人希望从东方神秘主义中获得新的启示（如美国的英语佛学教学中心以翻番规模增长[1]）。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文明对他们是最具吸引力的文明之一。

曾经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蒙藏委员会”主任的张骏逸就此这样评论：“人们……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自然环境的破坏，核扩散引起对前途的焦虑等。人们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的过去的留恋……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於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统治之下，据说汉人正在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这个民族。正在这块净土上进行可以导致全人类走向毁灭的核试验。这怎能不让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后现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动起真感情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采取与政府完全不同、十分过激的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西藏问题最终成为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因。[2]”

除了这个原因，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个人是有直接关系的。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领袖。他通过自身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瞩目。

为什么达赖喇嘛能够在西方获得这样的成功？

当年逃离西藏时，他除了提前埋在锡金的一批财宝，没有任何其他资源。但是他需要保证跟随他流亡的数万藏人生存，要使西藏文化能在海外延续，还要开展反对中国的斗争。对于这些目标，能否获得资源成了关键[3]──这实际上正是他与西藏流亡政府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之一。物竞天择，在国际上化缘，面对的是以西方为主的世界，从西方那里争取同情与支持，这个现实迫使流亡藏人融入以西方规则为标准的国际社会，以开放的姿态去学习西方理念与价值观，并按照西方的标准去树立自己的形象。应该承认，通过几十年不断地与国际社会互动，流亡藏人已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由此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

达赖喇嘛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堪称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会心理和操纵西方传媒，掌握在国际事物中打开局面的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聪明之处还表现在，他领导的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总是表示最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他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达赖还处处表示他不仅只从西方索取，还给西方宝贵的赠与——西藏宗教。他力图用西藏的哲学与修身为西方社会和民众指点迷津。随着佛教成为现在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觉得他们从藏人那里得到了原本没有的东西，因此就更愿意为藏人多做事情。总之，达赖灵活地把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结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

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那个奖虽然一部分是被“天安门事件”所促成，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委员们玩的一种“政治手腕”[4]，但也与他多年努力和对西方社会进行成功“公关”是分不开的。

获奖以后，达赖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猛增，西方各国都对他打开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他为荣，西方传媒更把他当成焦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个人成功带动流亡藏人的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34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过去，达赖根本拿不到美国签证；131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签署了一项动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1991年，达赖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5]；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6]；欧洲议会5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中国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1995年11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每年3月10日为纽约的“西藏日”；1994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17个国家。到1994年为止，他访问过的国家已达49个（对许多国家多次访问）。1997年，他还访问了台湾；而好莱坞则在97年一年之内推出三部关于西藏的影片……达赖六十岁生日时，世界各国四百多名政要和名流参加庆祝会，使其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

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就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开展的工作——尤其是针对西方民间社会的工作——则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这也应该被视为造成达赖成功的另一个原因。

 

2、达赖的西藏问题

然而，达赖的荣耀却颇虚幻。他虽被视为西藏化身，四十年来却连西藏边都没进。他在国际社会无论怎样活跃，也顶多是借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中国改革之初，曾把解决西藏问题当做争取西方的一步棋。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领导地位后，一个星期后便向西方传达了愿与达赖和解的信息[7]，并随后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派来的代表。

尽管邓小平定下的基调是“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然而双方差距实在太大，决定了难以找到谈的基础。多次接触后，达赖于1987年在美国国会和1988年在欧洲议会的两次演讲中，提出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正式建议，可以概括如下：

 

一、   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

二、   中国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

三、   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

四、   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

五、   对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藏族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8]

 

达赖并且第一次明确地表示放弃西藏独立，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并同意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但是，对这一妥协，他附加了这样几条限制性条件：

 

一、  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

二、  西藏将实行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民主政体，由西藏人自己进行高度自治；

三、  虽然北京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办事处，在“非政治领域”发展独立的对外关系并参加国际组织；

四、  国防方面，仅同意“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数的军事设施”，并限制那些军事设施是“防御性”的[9]。

 

这里先要说明一下“大西藏”的概念。中国大陆通用的西藏概念，一般是指行政建制上的“西藏自治区”——面积122.84万平方公里，人口230.43万，其中藏族人口223.59万（1994年）。而国际上流行的西藏概念（Tibet），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全省、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囊括整个西藏高原。达赖喇嘛定义为“所有藏人居住区”，或历史上藏文明覆盖的全部地区[10]，其面积比西藏自治区大一倍（西藏流亡政府公布为250万平方公里[11]），超过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强。在这片土地上，共有藏族人口457.38万（1990年）[12]，另有二百多万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13]。此即“大西藏”。 区分两个西藏的概念非常重要。凡谈论所谓“西藏问题”，一定要首先弄清楚到底是哪一个西藏。“西藏”概念的不同，会导致、并且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混乱。

对中国来说，只为达赖口头上承认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就值得把早已牢固统治了几十年、投进了无数人力财力的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划给达赖去自行统治吗？在北京眼里，会惊讶达赖有什么资格如此“狮子大张口”。而对比一下北京开给达赖的条件，足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差距天壤之别。1981年7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中方对西藏问题的五点态度和允诺，可概括如下[14]：

 

一、   中国已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   对五九年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三、   欢迎达赖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

四、   达赖回来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还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也不要兼了；

五、   达赖回来，中方将派一位部长级干部迎接他，并发表消息。

 

一方是要250万平方公里的“自治”，另一方只同意给个副委员长的虚职，这种立场差距谈不出任何结果是早可预料的。北京方面并不在意谈不出结果，反正西藏在它手里。时间也使中国形成了西方难以割舍的“大市场”，从而获得反制西方的武器，不再只受西方制约。着急的是达赖。虽然他自称可以活到103岁[15]，但他心里应该明白六十多岁的人已经是步入人生黄昏，没有了很多等待时间。他的心情从他一段谈话可以得到反映。当有人安慰他中国实现民主后西藏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时，他这样回答：“我给您讲一个寓言，佛祖释加牟尼诞生后，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加牟尼未来会成为拯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那么您看，西藏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民主中国出现时候之前一刻，西藏却死掉了?”[16]

那么，达赖为什么不采取更为理智和灵活一点的谈判的立场呢？他提出西藏高度自治，要求自治范围为“大西藏”。但即使五十年代他没有出走以前，当时西藏的自治范围也不过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达赖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出卫藏（大致等于西藏自治区）。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求的自治范围竟比原来还多一倍，北京如何可能接受呢？

以达赖的政治眼光，他是不会看不出这种要求不现实的。然而他在这一点上已经不能后退。先不说他的个人信念是否允许他退，他的社会基础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义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领袖，其实他真正能接触到的藏人仅是跟随他流亡的那批藏人──数量约为十万左右。那是达赖立足其上的整个藏人社会。流亡政府从他们中间产生，税款由他们交纳，选举由他们投票，国际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们代表。而这批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更大比例是来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五十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参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各10个议席[17]，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区（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也不会被议会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达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以理性和妥协才能使处于弱势的流亡者在与北京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难以调和。北京认为他的建议荒唐可笑，而在西藏流亡者中，因为他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以及交出西藏的外交和国防，同样受到激烈的反对——有人认为流亡藏人对此持反对态度的比例达百分之九十[18]。

在这里，达赖喇嘛陷进他自己设的“局”里。长期以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长期的教育使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目标。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达赖必须把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描绘得暗无天日。即使到了邓小平时代，北京的西藏政策已经大大改善，达兰萨拉的宣传口径却没有相应调整，反而为从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国际政治的政策中获取更多支持，进一步加强舆论攻击，包括有意误导和胡编乱造地指控。在这种谩骂性气氛中，无法导致建设性谈判，既会使北京产生“好心不得好报”的恼怒，失去与流亡藏人打交道的耐心，也使妥协和退让无法得到流亡藏人的理解和支持，灵活变通的余地因此变得很小。

受过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流亡藏人不像他们父辈那样迷信达赖权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达赖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神圣地位进行质疑。目前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少壮派组织“西藏青年大会”，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他们熟悉西方社会，态度激烈，活动能量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他们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赞成以恐怖主义方式开展斗争，认为恐怖活动是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19]；另一方面容易造成广泛影响，更加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近几年西藏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即是藏人恐怖主义者在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

目前，达赖喇嘛总体上还能保持他的精神影响力，以其“非暴力”主张控制流亡藏人的行为。但这种影响力在逐渐衰落，年岁衰老也正使他来日无多。而在他身后，没有任何人能够举起他的旗帜。这是西藏宗教转世制度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每位达赖喇嘛去世之后，都要等待至少二十年时间，他的转世──也即后一位达赖喇嘛才能长大成人，担当起西藏政教的领导大业。而那二十年时间，往往是脆弱和容易发生问题的阶段。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死亡将使西藏流亡者群龙无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内乱和低潮。这对中国似乎是有利的。但同时也会有不利一面——“西藏青年大会”那样的力量很可能就此成为流亡藏人的主导，暴烈性和破坏性因此大大增加，进而导致西藏出现巴勒斯坦化甚至车臣化的危险。

在班禅灵童事件之后，北京与达赖之间原本建立的联系基本中断，双方可供谈判的余地也所剩无几。从那以后的各种迹象分析，达赖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转移到了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上。

 

3、中国国家安全的西藏问题

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目前是达赖方面的工作重点之一。他们大部分虽然对西藏独立持反对态度，但已普遍接受达赖喇嘛的“西藏高度自治”提议，一部分人甚至表示西藏可以实行民族自决。类似的倾向近来国内也有反映（如“方觉上书”）。

对此，无论未来中国是否可能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发生怎样的社会转型，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角度，必须直面正视各种可能，进行慎重的考虑。因为主权方面出任何问题，结果往往都是覆水难收（如外蒙古），不是可以“摸石头过河”，错了再改的。

首先，达赖近年主张按照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解决西藏问题，历史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一国两制”并非是香港首创，1951年在西藏实行的《十七条协议》只是没用“一国两制”的名称而已，实质差不多。为什么当年西藏的“一国两制”会以“叛乱”和“平叛”而告失败？这显露了实行“一国两制”的必要条件──“两制”之间必须能够相互隔绝。如果人民可以在两种法律和社会制度之间自由流动，所谓“一国”和“两制”最终肯定难以并存，要么分成两国，要么合成一制，而在这或分或合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激烈冲突与震荡。西藏当年的叛乱起于青海和四川藏区，就是因为那里实行了相同于内地的社会改革政策，而卫藏仍然保持传统社会所引起的。虽然按照法律标准，当时西藏自治只限于卫藏，中国有权在卫藏以外的其他藏区实行自己的政策，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之所以行不通，在于地域太大，不可能像香港那样以铁丝网和边防武装实现与“两制”之间的隔绝（或像台湾有海峡隔绝）。

其次，还需要估计到西藏实行“高度自治”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法国记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曾经就此采访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他这样写：“丹增曲嘉认为斯特拉斯堡的演说是最能够说服中国人坐下来一起商谈的建议。然后呢？这是不是走向完全独立的跳扳呢？达赖喇嘛的弟弟搔着头一言不语地看着我。很明显地，他是在斟酌他可以说些什么而不会给西藏的外交带来困扰。经过一段考虑后，他决定了。他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马可仕被赶出菲律宾一样，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我们是为世代着想，为着后代子孙着想。自治将是个起步’。”[20]

连达赖喇嘛的弟弟都把自治当作临时对付谈判的缓兵之计，最终西藏还是要走向完全的独立，可以就此推知其他流亡藏人的想法。即使达赖喇嘛本人是真诚的，他能否左右未来的发展，以及在他身后，其他人将怎样做，他已经是无法控制的了。

那么，考虑西藏问题的未来前景，就需要把西藏独立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而非简单地认为达赖表示了不谋求独立就不会再有西藏独立问题。对西藏独立的问题，即使不从“民族大义”等价值层面判断，至少还存在一个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忽略的底线——国家安全。国际政治翻云覆雨，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为了应付这样一个世界，治理国家的出发点应该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最好可能上。

在印度进行震惊世界的核试验之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德南斯先放风宣称中国是印度的主要威胁。此言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其实知道情况的人对此都毫不惊奇，这种看法在印度由来已久。中国和印度都是新兴的民族主义亚洲大国，都有过耻辱历史，因此在主权方面也都格外敏感和激烈。恰恰两国边界有很多段落历史上处于东方式的模糊状态，没有明确划分，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二十世纪后随东方被纳入西方主权体系，原本的模糊状态要重新明确界定，发生冲突就成了在所难免。例如中国坚持“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二千多平方公里是中国领土，目前实际已成为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还多两倍。在中印边境的中段和西段，有另外三万五千多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大部分在中国控制下。

五十年代，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反殖民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惺惺相惜，两国两国领导人意气相投，彼此倾慕，照理应该保持很好的关系，然而在主权争端面前，一切都会势在必然地退居次要地位。1962年，这两个亚洲巨人为边境争端打了一场战争，从此相互为敌几十年，即使有时出现短暂缓和，也始终是潜在对手。这其中，印度为1959年出走的西藏流亡者提供庇护，也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

涉及中印关系，西藏就成为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印度接壤线目前长达1450公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两国实际接壤线长达2250公里，全部都在西藏境内。达赖曾提出一个看法——如果西藏独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两国被西藏隔离，就不会再发生冲突。然而中国完全不这样看，从中国的角度，西藏独立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西藏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如果独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靠其自己力量无法建立有效的边防。这一点，先天地决定了西藏不可能不依靠一个大国，以获得建立边防的人力物力，或者干脆就由那个大国为它承担整个防务。

它能依靠哪一个大国？

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因此它不是依靠中国，就是依靠印度，没有别的选择。而西藏独立是其对中国的摆脱，仅凭分离的惯性，也会使它自然倒向印度。何况达赖喇嘛及他治下的数万西藏难民，还受了印度收养几十年之恩呢。达赖对此曾坦言：“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21]

自古以来，西藏对印度一直有很高程度的精神认同。印度是佛教起源地，笃信佛教的藏民族因此对印度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的崇拜和向往。地理上，印度与西藏的交通比从中国内陆进藏方便快捷。清末及民国，从中国到西藏上任或办事的官员，不少人取道印度，即使绕一大圈，也比从中国境内走快得多。1950年以前，西藏绝大多数贸易与印度进行，贵族子弟到印度上学，从西藏寄往中国内地的信也由印度中转。有风险即去印度，亦成为本世纪以来西藏上层人物的习惯动作。

印度是能够为西藏提供边防、足与中国匹敌的大国吗？中国人爱回顾62年中印战争的印度军队如何不堪一击。然而今非昔比，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国军人最清楚这一点。中国边防至今还有一些段落靠骡马运输（甚至人背肩扛）保证后勤，印军却已经普遍使用直升飞机。印度的综合国力不如中国，军费开支在八十年代却曾达到中国的近两倍。即使中国在九十年代大幅度增加军费，也仍然没有赶上印度[22]。62年那场失败的耻辱使印军卧薪尝胆，1971年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目前具有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能够成功地抵抗中国的任何进攻。

印度历史上长期经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屈辱，独立后演变成一种反弹式的扩张冲动。它几乎向所有接壤的邻国提出过领土要求。在边境争夺方面，一直采取锲而不舍的积极姿态。62年中印战争的积怨并未随时间全部消解，战败的耻辱使印军卧薪尝胆，期待洗耻。中印将来必有一战的看法，是印度军人中相当普遍的看法。且不说这两大亚洲巨人最终是否会战，但存在危险因素是不可否认的，按照国际政治的规则，有危险存在，就不能不做相应打算。

前面说过，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独立，或者是达赖喇嘛现在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范围所指都是“大西藏”。而若“大西藏”的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大西藏”独立，天水离 “新边界”只剩一百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就变成了边疆。中国以往出现国难危机，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会成都，距 “新边界”也只有一百多公里，成为边防前线。所以，一旦西藏独立并且别无选择地与印度结盟，印度就可以不发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径直部署到中国腹地，其导弹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国全境。失去西藏天险屏蔽和不怕战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回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生命财产必会遭受重大损失。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暴露出致命“软腹”，从国家安全角度是不能接受的。

防备与印度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是中国不能允许西藏独立的底线所在。将来不管什么人上台执政，出于这一考虑，都不可能对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要求后退或妥协，即使他们在上台前有过另外的看法。

还有一个相关因素也要保持清醒认识：对西藏问题的任何特殊处理，都可能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连锁反应。汉族人口虽占中国人口的93%，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60%，草原面积的89.6%，森林面积的37%，木材积蓄量的49.7%，以及水利资源的50%以上。少数民族问题必须做为一个整体进行通盘考虑，慎之又慎。固然不会发生55个少数民族全跟着西藏要求独立或高度自治的情况，但哪怕只有维吾尔族这样攀比（几乎可以肯定），两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了中国领土的五分之二。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资源匮乏，是中国不可能以苏联解体的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约所在[23]。

 

4、中国主权稳定的西藏问题

目前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是稳定的。少量分离主义活动顶多制造一些麻烦，形不成大的挑战。但是深入分析，稳定表象之下却存在着严重隐患。

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牢固地控制西藏呢？“无人进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人”指的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内地人。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几百年来人口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的投奔之地，什么唯独绕过身边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而不入呢？——原因就在于西藏高原的高海拔所造成的缺氧、恶劣气候和荒凉环境，是被农耕文明培育的汉民族从根本上不能适应的。

西藏高原在地球上形成一片巨大的突起，平均海拔在4000米到5000米。众多的山系都在海拔6000米以上。人们相对于南极和北极，把西藏高原称为世界第三极──高极。当海拔在3500公尺时，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65%，升至5500公尺，氧气就只剩一半。中国人自古所说的“人活一口气”变成了“半口气”，对人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登山家Whymper这样总结人在高原的感受：“越向上，人们就会发现，他们不得不以自己越来越小的力量，去对付越来越大的困难。”[24]在论述高原病的医学书中，低地人在高原缺氧环境下，容易导致的疾病有视网膜出血、肺水肿、脑水肿、蒙赫氏病、血凝紊乱、心室肥大、肠扭转、内分泌失调等几十种病症。尤其长期在高原生活的低地人，大部分将发生不可逆的肌体受损。这一点，在许多去西藏工作的汉人身上都得到了证实。几年前美国和西藏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了一项有关空气低含氧量对新生婴儿影响的研究，结论显示相对于藏人，汉人人种先天就不适应西藏的缺氧状态。[25]

直到共产党进藏以前，西藏为什么能够始终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如果仅仅是人与人的较量，那时的中国与西藏之间实力相差的程度并不比现在小。原因之一就在那时中国的人战胜不了西藏的天——即“无人进藏”。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不取决于军事胜利，根本取决于能否有汉人进藏并留在那里工作。中国的人再多，对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再有人口优势也等于没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西藏比做一个随时可摘的果子，几百年来就垂在中国手边，何时中国解决无人进藏，西藏何时就会成为中国的囊中之物。如果中国早能做到这一点，近代也就没有了西藏问题。

直到共产党进藏前，进藏的汉人总共有多少？国民党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著书记载，根据1943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共约五百余户，二千余人，其中五分之三居住拉萨。他们大多是清代随中国官员或军队进藏当差役或开饭馆、种蔬菜者，在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后，或因原籍无亲族可依，或因没有回内地的盘缠，无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数成为赤贫无依之人，仅赖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贩以谋生计，其语言习惯，多趋藏化，娶亲也多为藏人，他们的后代已不能称为汉人[26]。

不要说汉人百姓不进藏，历代中国官员也逃避进藏供职。清朝设立驻藏大臣，对西藏始有象征性管辖，但其在藏官员“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27]。今人所辑末代驻藏大臣联豫给朝廷的奏稿，其中有关请求调人、设法留人的占五分之一以上，足见对人需求之强烈。他的要求仅是“……先后奏调咨调不下四十余员，使皆应调到藏，又何至有乏才之叹”，而到最后，他也只能继续感叹“现在奴才等署中借差者，仅各有三四员及投效数员……”[28]。即使是驻藏大臣本人，历代清政府计委任135人，因为各种原因未到任的也有23人之多，占到17%[29]。

举一数字可以说明内地官员逃避进藏的原因：清朝112个实际到任的驻藏大臣，加上9个已经上路但未到达的驻藏大臣，共123人，有32人死在西藏或进藏途中，比例高达26%──四分之一强，大部分病死，还有路途出事而死，另3人被叛乱藏人所杀[30]。

正因为进藏汉人如此之少，当年多数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便不奇怪。直到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原子弹”（意识形态激励机制）出现，无人进藏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解决。成千上万的汉人在那时走进西藏，五十年代即达到地方工作人员4.5万，军队人员5万[31]，高峰的七十年代更是达到总计三十万人以上[32]。对比一下清朝只能派进西藏几十名文员和千余军队[33]，不难看出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与其派进西藏的汉人数量，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

毛泽东时代的进藏者除了出于对“主义”的信仰，还因为在那时的“全能”体制下基本没有个人选择可能。“一生交给党安排”既是豪言壮语，也是别无它途，所以那时不仅可以随时调动所需要的汉人进藏，而且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安排到基层，下到农村和牧区，并使他们在那里长期坚持，努力工作。由此而实现西藏社会自上而下的全面控制。

但是今天，无人进藏又重新成为中国治藏面对的问题。随着意识形态激励机制的解体，个人利益成为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主体，自我成为人生核心，那种被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也就没有了存身之地。就象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生活必定需要宗教一样，汉人在西藏坚持下去，离不开精神的支持──那精神必须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生存，给他们在艰苦和孤寂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还有人生意义的满足。一旦没有了可以做为生活意义与价值支点的精神，进藏汉人的心理变为人心沮丧、人心思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同时，改革开放又使中国社会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制约和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了，迫使人进藏的行政手段也就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

对西藏来讲，1980年是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转折点。进藏汉人的数量，也在这一年发生转折——从1980年的最高峰，随后逐年减少（以下数字不包括驻藏军队）[34]：

 

年份	西藏汉人数量
1980	122400
1982	91720
1984	76323
1985	70932
1990	67407
1991	65101
1992	66318
1993	64890

 

以上数字只包括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在藏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从军队转业、或从内地被派进西藏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这茬被称为“老西藏”的人目前普遍快到退休年龄。根据规定，退休后他们的户口将迁回内地。现在，他们已别无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龄，获得相应的待遇回内地养老。他们的户口近年肯定越来越多地迁离西藏[35]。他们是对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汉人，随他们的离去，北京将进一步失去在西藏可依赖的人员。他们调回内地，子女的户口按规定不能随他们一块迁离，但是留得下户口未见留得下人。由于年轻，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对子女一代不像对父辈那样是致命约束。不少年轻汉人已经自行离开西藏到内地开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没有户口。上述人数中，目前肯定已有不少是只有户口之数而实无其人的了。

有户口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口的2.8%。他们还从另一个方面表现无人进藏的倾向——即想方设法脱离基层，向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萨集中。这里只能找到1990年的数字，但也可以说明问题。如果有现在的数字，肯定更加突出。

 

 

1990年西藏汉族人口的地区分布 [36]
地区	人口	占汉人比例(%)
拉  萨	44939	55.3
昌  都	7019	8.6
山  南	5725	7.1
日喀则	4920	6.1
那  曲	2961	3.6
阿  里	1435	1.8
林  芝	14218	17.5
合  计	81217[37]	100.00

 

在藏汉人几乎全部是城镇人口。1990年拉萨市镇人口数为137661人[38]，也就是说汉人在其中占了三分之一，加上进藏做生意、打工的汉人流动人口（主要也在拉萨）和驻扎拉萨的军队，外人不但看不出“无人进藏”的问题，反而会产生汉人充斥西藏的印象。但是通过这组数据可知道，拉萨以外的偌大西藏，汉人常住人口总共只有只有三万多人（包括暂住，且基本集中在各地区首府，最低也是在县城）。毛泽东时代每个乡级（公社）政权都有汉人干部的状况，已经变成全西藏的928个乡镇没有一个汉族干部。

主权控制的稳定和有效与否，关键取决于基层。仅此一点，就已经显示出目前的危机。

八十年代初，还有总数大约四千人的中国内地大学生自愿申请进藏工作。他们被称为“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到1985年，这种自愿进藏者的数量陡降为9人，以后每年只三五人，甚至一个没有[39]。那批大学生在呆满了八年后，曾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向最高当局要求兑现当初许诺──在藏工作八年就可调回内地。从自愿进藏到以集体闹事的方式要求离开，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人在西藏全面溃退的大势。现在，这些人绝大部分已经离开了西藏。

不错，飞机把今天进藏的时间缩短为几个小时，青藏公路铺了柏油路面，临时进藏的汉人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估计每年高峰期约有十几万到二十万人进入西藏自治区，其中一半左右在拉萨，其余集中在其他城镇、旅游景点和公路沿线。临时进藏者分两类：一类是被谋生和赚钱目标吸引进藏，另一类是出于旅游和猎奇动机进藏。但是这样的进藏者再多，也不能改变无人进藏的局面。他们与西藏社会和西藏人的生活无关。前者与中国内地的几千万“流动人口”性质一样；后者则和那些从外国来的游客没有多少区别。可以相信，西藏有任何风吹草动，这两类人顷刻就会鸟兽散。这样的进藏者再多，对中国在西藏稳定主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仍然等于无人进藏。

达赖喇嘛在国际场合宣称目前有750万汉人迁移到西藏（“大西藏”），还说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数量超过了当地藏人[40]。然而实际数字却是，即使在大西藏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自治乡[41]──汉人总数也仅达到152.1万（1990年），只占大西藏范围内人口总数的26.9%[42]，而且同样呈现汉人总数减少（1982年此地区汉人总数为154.1万）[43]——即无人进藏的趋势[44]。

有人会提出反问：内地人进藏是否是中国主权稳定的必要条件？靠藏人是否也能稳定中国的主权？无疑，藏人中有很多“翻身”农奴，也有大批共产党培养的干部，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的西藏政策有一个“怪圈”。 怪圈如下：

 

改革开放后中国西藏政策的主要进步是落实宗教自由，这一进步只可继续，不可逆转—→藏民族的传统是全民信教，目前的信教比例仍然接近全民信教[45]—→宗教本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盲目服从—→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最高领袖—→达赖同时是中国政府的敌人和西藏反对派的政治领袖。

 

这个怪圈是当前西藏许多矛盾的根源，也是单靠藏人难以保证中国主权的原因所在。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所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国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46]。北京则因此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重新禁绝西藏宗教是行不通的，而只要95%以上的藏人信奉宗教，将达赖视为精神领袖，就不可能防止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身份对藏人所发挥的政治作用。

当前，宗教已经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借着宗教回归，达赖喇嘛对整个藏族地区的影响无所不在[47]。尽管在具体的世俗生活中，大多数老百姓与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但对他们而言，宗教与世俗是两个世界，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即使有矛盾，也各不相扰。力求二者统一是理性思维的逻辑，低文化的宗教信徒没那个能力，也没那种需求。宗教赋予达赖喇嘛神的地位，他的与宗教本无关联的政治主张就混同为神的旨意，成了宗教命令，大多数藏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或至少是不敢表达异议。

当然，目前的状况是只要有军队驻扎西藏，分离主义势力就不可能撼动中国主权。然而主权是否稳定，往往不是看日常条件下的是否稳定，而是需要在特殊历史时刻才能考验出来。军队对主权的作用只类似一条绳索，可以把西藏绑在中国身上，却无法让它们之间的血脉长在一起。平时，绳索是结实的，不可能被挣脱，而一旦在那些特殊关头，绳索就可能变得脆弱不堪。

当今达赖喇嘛的前身——十三世达赖喇嘛借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所搞的“驱汉”，即是一个典型。那时清王朝在西藏也有相对藏人非常强大的军队；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流亡于印度，采取了争取列强（英俄两国）支持西藏独立的路线；而清政府那时也彻底抛弃了达赖（甚至宣布革除十三世达赖的达赖名号），对西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控制；当时的主动权看上去几乎都在清政府手里——一切与今天都颇相似。然而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刻，中国的辛亥革命如同天赐不期而至。武昌一次军队起事引发14个省相继宣布独立，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皇朝几个月内土崩瓦解，群雄并起、军阀割据。这种混乱不久就波及到中国的驻藏军队。

效忠王朝而非效忠国家的军队，一旦王朝崩溃，必然失去行为理性和原则。驻拉萨的清军先是内部哗乱，效法革命，关押了长官，成立议会，不久又反过来宣布勤王，以筹集盘缠为名向藏政府勒索钱财。士兵则抱着非乱不能生财的心理，趁火打劫，骚扰百姓。在藏汉人内部派别纷争，革命和保皇两副面孔翻来覆去，内讧不断。驻守西藏其他地方的中国守军也受拉萨局势影响，相继哗变，分成不同派别，自立山头，各行其是。

藏人则在各地趁机举事。在中原动荡、前途不明、人心思归的情况下，驻藏军队完全丧失斗志。后藏最早开战，当从江孜派出的汉军救兵赶到时，被围汉军已将枪支卖给藏军，换取藏军网开一面，逃往印度。江孜援军也随之模仿，卖枪为旅费，自行离藏。清政府派驻江孜的官员皆先后擅自弃职，离开西藏。

十三世达赖喇嘛随即从印度返回西藏，领导藏人展开全面驱赶中国人的战争，其亲自发布命令“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48]拉萨汉人──包括商人和普通百姓──都被藏人围困于军营，在攻打中坚守了八个月，“迨日久食尽，遂有烹子而食者” [49]。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内地派军增援──这本是那时控制西藏的根本威慑所在。然而正值国内分裂，各方心思全在争权夺利之上，哪还有余力去管远在天边的西藏。当时身在印度的驻藏参赞陆兴祺“迭电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50]。西藏反叛遂扩展到康区，而由于边务大臣赵尔丰被革命所杀，边务废弛，镇守康区的军队因无处发饷互不相救，使大部地区失守。

后川滇军阀为势力范围所计终于出兵，当川督尹昌衡解昌都之围、平定康区后，继而准备进军拉萨时，却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阻止。当时民国新立，中央政府各方面都极为虚弱，甚至有名无实。为了获得号令地方的合法性，获得列强承认是当务之急。当时的列强之首英国以不承认袁政府为要挟，不许中国进军西藏。那对袁政府无疑是致命威胁。政客在这种选择面前，就会放弃日常挂在嘴上的“民族大义”。

等不到援军的中国驻军弹尽粮绝，最后以突袭方式擒获了达赖家眷为质，双方才在尼泊尔的调停下谈和。汉人交出一切武器弹药，被驱赶出藏。从此直至1951年解放军进藏，西藏在将近四十年时间里保持了实际上的独立，那段历史至今仍被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当作“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证据。

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明智地指出这一点——“西藏之所以得救，应当归功于中国革命的爆发，而不应当归于别的原因”[51]。从这个角度，他应该是希望中国永远那样四分五裂的。与他有密切交往的英国人贝尔描述十三世达赖听到日本侵略中国时，“他的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52]。1949年，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政权即将崩溃。藏政府认为又是一个类似辛亥革命的时机，派兵包围了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封闭电台，然后分批将在藏所有汉人押送至印度，驱离西藏，又一次割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

这里之所以不惜篇幅地回顾历史，要说明的就是一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

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一旦中国内地社会出现动乱和失控，目前中国军队的政治属性和现代军队对后勤的高度依赖，就可能使驻藏军队被军心动摇和后勤中断这两个必然出现的因素迅速瓦解（至少战斗力剧降），那时，大量变数将同时出现：西藏会发生什么？达赖和流亡藏人会怎样做？印度会怎样做？列强会怎样做？综合影响的结果将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即使发生的概率再小，因为事关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也必须直面而对，不能有任何回避。

从考虑危机的角度，说西藏比新疆问题更大，原因就在新疆已经有了五百多万汉人在那里安家（其中有近二百万人在农村和基层），无论历史发生什么，他们都会是中国主权在新疆根植的坚实土壤。而数量只有几万的在藏汉人，现在是人身在藏心不在，他们家在内地，脚下无根，有风则散，到那时，主权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

 

5、现代化与西藏问题

目前有一种治藏思路，是以推动西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去争取民心，瓦解宗教控制，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解西藏分离主义的影响，同时，现代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藏与中国内地一体化融合，也会成为对分离主义的制约。

根据大致统计，从解放军进藏的1951年至今，中央政府给西藏自治区（不包括其他藏区）的钱物总值约为四百亿元人民币[53]。按此数平均，西藏自治区全部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都能得到五百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一年到头西藏所有人都什么都不干，坐等的收入也超过内地大多数百姓一年辛苦的收入[54]。在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是中央拨款或内地支援。如果离开内地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55]。

对西藏的拨款越给越多[56]（1993年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57]），问题是对于上述治藏思路，效果到底怎么样？

某些方面是有作用的，如市场经济对宗教的确有消解作用，尤其是卷进市场活动较深的城市藏人，宗教意识已淡漠，开始热中世俗享受。今天去拉萨，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座古老“圣城”的世俗化。不过，在经济发展淡化宗教影响的同时，传统宗教让出的空间却被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准宗教——民族主义所填充，甚至宗教的被削弱还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蔓延条件和催化剂。在这层意义上，达赖的力量并没因为宗教的削弱而变弱，因为他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其民族主义政治领袖。西藏社会世俗化进程在削弱他宗教领袖之影响的同时，同时加强了他的政治领袖之影响。

事实表明，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市青年，反而更具有离心力强、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特点。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主要力量。拉萨骚乱时的口号之一虽是“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喊口号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不吃糌粑，热衷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

另一方面，不管城市的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西藏广阔的牧区和农村，高原的严酷生活却注定了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对生活在大山雪原中的藏人只是某时有用，神对他们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西藏宗教又是不可能在西藏广大地区和多数人口中被真正瓦解的。由此，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同时成为达赖可以左右开弓的双兵器。

因而，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对经济因素的期望能有多高，是需要保持清醒的。前苏联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不可谓不高，苏联解体对各个新国家的经济造成的损失也不可谓不大，然而那并没有阻止苏联的分裂。推动民族独立的民族精英兴趣更多在获得权力，而权力是只有通过分裂才能获得的。至于割裂经济联系造成的经济衰退和生活艰难，是由老百姓承担。民族精英们则可以将其解释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必要代价。

精英阶层有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除了精英的思想能力、知识水平、自尊人格和自主性等因素以外，还因为精英集团的利益所决定。既然目前这种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权资源可以通过分裂而“无损耗复制”，那么对相当一部分民族精英来讲，只要能够实现民族独立，立刻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平起平坐的一员，而不再是从属某一主权之下的“地方”和“少数民族”。一个新国家，无疑可以给精英提供很多新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在当今的主权结构中，只要是以民族主义为立场，民族矛盾的解决就永远会是困难重重。

因此，对民族主义始终应该保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这一点，是需要那些企图以民族主义构造当代意识形态的想法引以为戒的。在中国这种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尤其要对民族主义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今天图它的一分有利，明天就可能换来十分有害。

当然，并非说发展经济对民族融合是毫无作用的。一体化的经济对民族认同所起的作用远比文化和血缘上的民族融合要快。当今世界一些以民族为单位的联邦制国家之所以稳定，就在于一体化经济使联邦成员之间的同质性远远超过了不同民族语言、传统和历史等方面的异质性。它们不但不再要求分离，还有不断扩大联合的趋势——如欧洲联盟那样的组合。然而必须认识到，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首先是靠民主政治保证的。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各民族人民不需要完全依赖其民族精英表达意志，而能够在多元信息沟通中，通过投票、表决、言论自由等手段直接表达。对人民来讲，选择的出发点从来不是获得权力，而是为过更好的日子——人民与精英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只有当人民能够直接选择的时候，经济发展对解决民族问题的意义才能体现，经济一体化才能对民族融合真正发挥良性作用。而在精英政治中，民族意志只有通过精英表达，精英就会成为其民族意志的主导，那时，他们很容易就能把民族利益混淆成精英利益，而把个人或集团获得权力（当然要打着民族的旗号）当作主要目标。在那种条件下，以发展经济解决民族问题的结果，十有八九只能是“打水漂”。

让少数民族的民众摆脱其民族精英的主导，直接从自身利益判断和选择其民族前途，可能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所在。这一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需要加以考虑的。

 

6、目前对策及其局限

应对西藏问题，一直没有出现突破性思路，基本只限于在具体政策和方法上的就事论事，尚未脱离传统框架。只有近年出现的“援藏”体制，有别于以往，可算是一个新办法。1994年北京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做出决定，指派中国内地比较富裕的省市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口支援”。支援的方面非常广泛，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对口”的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津、四川包昌都。对口关系暂定十年。

这种“对口支援”在其他方面的意义，只是把原来全部由中央政府管的事情摊派给了地方政府，减轻了中央负担而已。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形成了制度化的“干部援藏”方式，以向西藏派遣内地党政干部，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

“干部援藏”始于八十年代初，当时是为了应付大批汉人返回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应急措施，从各省市临时抽调了一些干部，不迁户口，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后仍回原单位。94年确立“对口援藏”体制后，这种“干部援藏”也实行了对口，由对口的省市向西藏的对口地区（或对口部委向西藏的对口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后的安置，都由对口省市负责。

这种“干部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意识形态口号仍然与过去相同，宣传也搞得轰轰烈烈，形式上不脱离“搞运动”的框架，还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机制，已经变成了以利益交换为主。

“交换”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进藏者职位提升一级基本是各地一致的，另外还有分房子、解决配偶的“农转非”和工作、子女入托上学等各种内容，甚至包括给援藏干部家安装公费电话，保证家属能经常与他们联络。

第一批对口援藏的汉人干部不到七百人。他们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的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这可能是今后向西藏配置内地干部的主要方式。

就目前来看，这种方式有其优点，例如减轻了中央的财政负担和安置责任；给援藏干部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避免对当地干部的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西藏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不占本地编制，不存在抢位置的问题，在藏族干部中引起的抵触比较小；而且派他们进藏，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的“对口支援”相配套的，可以通过他们从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给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以只要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援藏干部的使用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干部援藏方式因此似乎成为一条颇有前途的出路。

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摁下葫芦浮起瓢”的顾此失彼。“援藏干部”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内地人队伍。

“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58]，甚至“献了青春献子孙”[59]。面对“援藏干部”受到的提级进藏、物质鼓励、宣传赞扬和三年即走，他们感到倍受冷落，心理难以平衡。失去了原本的意识形态激励，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不可能不出现“吃亏”的心态，即使不产生“索债感”，至少也不会再继续“奉献”了。

有人认为，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七百“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一万七千名“在藏干部”。 这700:17000的关系，是得不偿失。“援藏干部”进藏后普遍感受“在藏干部”的排斥，这成了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他们与藏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如果说“老西藏”的队伍此前已失去斗志，这七百“援藏干部”到来，其影响则可能是对“老西藏”队伍从根基上的动摇。

当然，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渡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那么，我们看这种“援藏”是否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内地干部弄进西藏。在“悬赏”诱惑下，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着报名的局面，单位甚至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后决定由谁进藏。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那里。

不过“悬赏”不起作用的地方也不少。有些单位无论怎么动员也没人报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提高“悬赏”，或是把援藏者在藏时间减少[60]。

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内地干部送进西藏，由于人进而心不进，对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首先援藏干部都是临时进藏，顶多三年一换。第一年不了解情况，身体也不适应，发挥不了太多作用；按规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时间县级干部为五个月，地级干部六个月，另外加一个月用于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还带点“公事”，就有理由再晚回来一些时间。这样，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结束年，每个人都早早开始做回家准备，心思已不在西藏，对工作能应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虑长远。

虽然按规定进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来，名义上带一点工作，实际是回家过年休息，到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有的县干脆让分到本县工作的援藏干部大部分时间在内地，县里给名义，任务就是给县里弄钱。那些不愿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干部也宁愿利用内地的关系拉点钱，换取自己留在内地的自由和舒适。

援藏体制中每个具体援藏者的这种临时性，使得这个体制在整体上变成一种肤浅的形式。援藏干部客观上不能了解情况，主观上没有长远打算。他们不学藏语，不发展群众关系，无法建立威信。下级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来来去去，几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干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位上，也掌握不了实际权力和权威。

这还不只是在藏时间长短的问题。既然援藏干部大多都是在“悬赏”之下才进藏的，他们能为西藏工作尽多大的真心和努力是可疑的。吸引他们的“悬赏”与他们在西藏的工作没有关系，是由他们在内地的单位提供的。那些单位只要把人打发去了西藏，就算完成“政治任务”。而对援藏者来讲，在西藏呆够了三年时间就是目标。进藏不过是一个交易。参与交易的哪一边对西藏都没有切身相关的责任，也没有与西藏长期有关的战略利益。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来的环境，只不过短时间地伸进西藏一只脚，到时就走。

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他们在生活、语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愿去适应西藏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对汉人官员来讲，那种艰苦环境已经属于无法生存之地。这既与失去了信仰激励有关，也是现在援藏干部的层次——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所致的结果。从反映在统计报表上的学历、资历、职称和级别看，援藏干部的质量似乎挺高，然而对于稳定主权，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着手，目前最缺的是能下到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浮在上层机关的“首脑”。

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一直使中国难以在西藏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北京，“援藏”体制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

 

7、民族政策反思

多民族结合为一个共同国家，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所谓“异质”是不同民族在种族、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性质上的差异，“同构”是性质不同的各民族结合于一个共同的政治架构，服从同一主权。

异质和同构是一对矛盾。完美地处理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在于二者的平衡。异质和同构缺一不可，不应该向任一方偏斜。既容许和保证异质存在，尊重民族差异，提供各民族按自己民族特色发展的空间，又能够抑制防止民族对抗和分离，保证国家主权的稳定与巩固，从而实现不同民族在统一政治架构下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这就是异质与同构的平衡。

如何使异质民族稳定地维系于同构之内，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难题。基本途径有两个：一是民族之间的同化融合，促使不同民族之间的同质性超过异质性；二是确保政权同质，防止异质民族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

前者对实现同构是彻底的，但前提是那种同化融合不可强制推行。民族融合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历史上一切人为推行的民族同化，无不遭到强烈反抗，最终结果只能对同构稳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中国六、七十年代（尤其是文化革命期间）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就在试图以强制方式消除少数民族的异质性，那种强制的同化[61]制造了许多怨恨，至今仍是矛盾根源。改革开放后民族问题重新抬头，并非像有些人认为那样是由于民族政策变得宽容所导致的。积怨一般都是选择宽容的时候释放，但这时只有继续坚持宽容，才能最终化解积怨。

对与西藏，这方面尤其要有清醒认识。藏民族难以被同化，原因在于藏文明产生的基础是其地理高海拔。别的民族相对比较容易融合，是由于其传统的形成与延续主要是靠人文环境的隔绝，一旦隔绝被打破，就没有什么不可改变。而无论怎么打破西藏的隔绝，它的高都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是藏民族的异质性难以改变的道理所在。

不过少数民族体现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之上的民族异质性本身并不可怕，只要没有异质政权（或组织）对其进行凝聚，那些事物是不会形成实体的，也不会对国家同构有直接威胁。所以，以强制手段去消除民族异质性而保证国家同构，既是对病因的误诊，又是一剂错药，效果只有副作用。

举大陆和台湾为例，两地原本同根、同族、同文，完全是同质性的民族，为什么失去同构？很明显，是因为政权的异质——有了两个政权。政权异质不但丧失同构，还使原本同质的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异质，成为重建同构（统一）的障碍。由此可以看出，政权同质，异质的民族可以纳入共同主权，而政权出现异质，同质民族也会分裂。对西藏这样强异质民族社会，政权是否同质就更加关键。哪怕其政权异质化仅有暗含的倾向，都会对主权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在西藏巩固主权，关键应该从政权的同质性上着手。

用“异质同构”的观点看，我国的民族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平衡。大致从1980年分为两阶段，80年以前的失衡在过于向“同构”倾斜——即在确保政权同质性的同时，强制性地消除民族异质性；80年以后的失衡则在过于向“异质”倾斜——即在开始宽容民族异质性的同时，又放松了政权同质。

前一种失衡造成少数民族内心怨恨，但因为那时政权保持着绝对的同质性，因而具有强控制力，即使不断产生问题，也都能有效地进行压制，总体上是能够保持稳定的[62]。

改革开放纠正了强制少数民族同质化的错误，给了少数民族保持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无疑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进步，但是由于缺少“异质同构”的平衡观，又导致矫枉过正，鼓励和放纵了政权异质化倾向。这种倾向在西藏相对更为突出。

1980年对西藏地方政权实行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将西藏的汉人干部职工大批撤回内地；二是授予西藏可以不执行中央命令的“尚方宝剑” [63]。前面谈过进藏汉人是中国在西藏巩固主权的基础，而按照当时方案，在藏31000余汉族干部要调回内地21000人，40000多汉族工人要内调25000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92000名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64]，比例为在藏汉人的75%。后来因汉人走得太多造成大面积功能瘫痪，不得不调整方案，但也有近一半的在藏汉人离开了西藏[65]。那次大内调对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西藏汉人队伍是再也无法恢复元气的伤筋动骨，从此由盛转衰，江河日下，“无人进藏”从那时起也再次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

汉族干部空出的职位迅速由藏人顶替，使西藏政权从那时起转向民族化和本地化[66]。在主权稳定的民族地区，政权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构成威胁，还应该视为是民族平等的进步表现。但是对于强异质的民族地区，问题性质就有了变化。西藏的严重性，尤其还在于西藏特有的“怪圈”——因为藏族干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当高（尤其在基层）[67]，信教就要拜神，而达赖既是西藏宗教之神，又是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敌人，那么信教干部双重之身，是以拜神为先，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就成了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许“不听中央”[68]的尚方宝剑，其中的变数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多，后果也将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所谓政权的异质化，绝不意味一定是公开的分离或反叛，暗中的异质化同样可以使主权控制失去依托。事实也证明这一点，八十年代本是中央政府对藏政策最为宽松的时期，西藏得到了大量财物援助，西藏社会和藏族人民也达到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好状态，然而汉族干部职工大规模撤离之后，西藏反而出现更严重的民族对立和频繁的社会骚乱，以至最终需要对拉萨实行长达四百多天的军事戒严才能平息。这一方面是过去的积怨在宽松时期的爆发，同时与政权同质性的减弱及主权控制力的消减，也肯定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综上所述，“异质同构”的关键是掌握平衡。过去的问题正是缺乏这种平衡，要么全紧，要么全松，拿过去的政治术语形容，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结果是问题不断以摇摆方式来回变化，呈现为一种两难。

针对西藏问题的特殊性，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在充分宽容、尊重和保护西藏民族的异质性之同时，理智、谨慎并且有效地加强西藏地方政权的同质性。二者的地位应该相同，不向任何一方倾斜，始终保持相反相成的关系——即对民族异质越宽容，对政权同质就要越保证，而且二者比例相同。民族异质和政权同质因为载体不同，所以不会构成矛盾冲突，这种“相反”的关系可以最有利于“相成”的结果。只有以这样的方式处理西藏问题（以及其他强异质性民族关系），才可以实现“异质同构”的平衡。

这样的平衡不是调整一下政策和派遣一些核心干部就可以做到的。拿实现政权同质性来说，关键不是上层，也不是中层，那些都相对好办，难的是基层，重要的也是基层。西藏乡级政权已经没有一个汉族干部，藏族干部中受过较好教育或较有能力者也大都活动到县以上的机关单位去了。目前西藏乡级干部大多文化水平很低，甚至还有文盲，连上级文件都得找寺庙喇嘛念。他们多数在自己家乡任职，经验和观念来自民间，立场和长远打算也在本土，时刻要受亲缘关系的“众意”之网裹挟。他们与普通藏人一样对宗教顶礼膜拜。民间举行宗教活动，他们往往充当召集人，端茶倒水，刷锅做饭，不亦乐乎。对他们而言，上级指示远不如活佛意志神圣，法律惩罚也不如神的惩罚可怕。因此在西藏基层，宗教势力有时会到可以干涉政权或影响司法的地步。改变西藏基层政权这种“民间化”性质，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能够直接把内地干部派进所有928个乡级政权，并保证他们在那里长久坚持、努力工作，成为国家主权扎进西藏大地的坚实根须。

然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立刻出现在面前的就是“无人进藏”的老问题。上一次中国解决“无人进藏”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一次又要多久才能解决？在这样具体的事情上，也已充分体现出西藏问题将困扰中国的长期性。除非能很快在思路和方法上有超越性突破，否则中国就不得不遥遥无期地面对这种困扰。

 

 

1998.6.27  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