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
王力雄
我与达赖喇嘛见面的时候，向他讲过递进民主制的想法。虽然我们见了四次面，但都是在他访问美国时插空进行的，时间短，去掉翻译时间，说不了多少话，因此难以表达清楚。
流亡西藏在代议制思维中走了几十年，轻易不会摆脱已有的模式。目前流亡西藏的政治制度建设，比起流亡前的西藏制度，以及比起共产党目前在西藏实行的制度都要好得多，是可贵的进步。不过仍然还是步代议制的后尘。这种制度即使能在海外良好地运转，我担心有一天搬到西藏境内，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对此是应该深入考虑，以及进行周密研究的。不能盲从西方国家。在西方的成功不意味在西藏的成功。每个社会都有自己具体的问题，目标和环境也彼此不一样。
递进民主制除了可以作为突破目前僵局的一种可操作的方法，以及避免未来的民族冲突，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我也把它视为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最佳途径。这方面，我在我写的书和文章里都详细谈过。
实验和推行新制度，最难是开端。我认为在西藏进行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比在中国容易。一是西藏有一个流亡社会，可以对此进行研究和实验；二是一旦以此为非暴力抗争的手段，有达赖喇嘛的权威可以号召藏人投入；三是深厚的宗教信仰使藏人可能产生“填满监狱”的精神；这些条件都是中国不具备的，但只要递进民主制能在西藏获得成功，就会给中国竖起榜样，中国的政治转型也可能由此启动。
西藏问题和中国的政治转型同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难题。但二者不是分离的，是一体。没有中国的政治转型，西藏问题不会单独解决。“中间道路”目前陷入进退两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两个题目放在一起考虑。西藏要想获得美好未来，前提是中国也得同样变好。这个前提绕不过去。
因此我认为，为了西藏，西藏应该成为带动中国多米诺阵的头一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