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3·王力雄·
达赖喇嘛最近表示要举行全球藏人投票，决定西藏前途。这个行动表面上是要服从民主，实质却是一个政治决定。因为达赖喇嘛对投票的结果是有充分把握的，让藏人决定西藏前途，除独立岂有他择？且不说世人皆有的民族主义情感，仅从藏民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本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盲目服从这一点而言，作为西藏宗教最高领袖的达赖喇嘛，就绝对有把握其西藏独立的政治主张，会被大多数藏人当作神意而响应。
问题是神意不一定就是政治上的明智。政治不仅要考虑道德和价值，更要考虑利益和可能，不仅要着眼过去，更要放眼未来，不仅要敢于牺牲，更要善于妥协。而达赖喇嘛有把握的这个投票结果一旦产生，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将堵塞妥协之路，使达赖喇嘛自己也将成为这个结果的人质，除了囿于已由公决“法定”的结果，不能越雷池一步地扮演一个道德形象，还能有什么政治作为呢？
如果西藏在与北京的斗争中终能取胜，破釜沉舟倒也不失为一种选择。问题是以五百万藏人，如何可能战胜十二亿人的中国？也许达赖喇嘛在期待中国内乱，就象辛亥革命和49年国共易政时一样，西藏唯有在中国因内地大规模动乱国力衰败、军心散乱而无暇西顾之时才有可能实现独立的梦想。眼下面临后邓时代，未尝不是一个新的契机。然而相同的历史也在同样证明，一旦内地重新稳定，中国就还会再把西藏抓到手。即使象民国时期那样长年军阀混战，并且经历八年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也没有忘记重返西藏。而毛泽东，仅在他于天安门宣布建国的54天后就下达了进军西藏命令。当时的藏政府在昌都集中全部精锐部队企图阻击，在解放军的挺进面前只如摧枯拉朽，顷刻覆灭。那么，即使邓后天下大乱，能让达赖喇嘛一时梦想成真，也不过是再演一出昙花一现的悲剧而已。
“不自由，毋宁死”可以作为一个人的自我追求，却不该是一个政治家施加给人民的选择。尽管战斗姿态往往能更好地体现政治家的个人理想和人格，使其不朽，但人民更多地只是关注现世的日常生活。把人民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无论是出于什么大义凛然的理由，带给人民的都是深重苦难。对此，波黑冲突已展现得足够充分。
退一万步，就算西藏独立最终能实现，也要阻塞于一个绕不过去的技术性问题——如何建立西藏的边防？达赖喇嘛的西藏概念是“大西藏”，除了现在西藏自治区的全部，还包括青海省大部，四川西部，以及滇北和甘南，“边境线”达数万公里。以藏人数量和实力，根本不足以建立有效的边防。如果不设防，东北挡不住中国，西南挡不住印度。不要说侵略，就是两个大国人口膨胀的压力造成的流民自发渗透，也足以让藏人在西藏变成少数民族。历史上的西藏之所以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就在于要依靠中国提供军事保护。西藏若从中国分离，夹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仅是分离的惯性，也会使她别无选择地倒向印度，何况达赖喇嘛还受了印度收养几十年的“恩惠”。而印度的军事保护伞进入西藏，中国就等于失去屏障，将“软腹”暴露于已有过战争积怨的强敌，那是国家安全绝不能允许的。中印一旦在西藏兵戎相见，最遭殃的岂不还是西藏人民？
在毛泽东时代，西藏文化确实受到过严重摧残，西藏人民也受了不少迫害。但是达赖喇嘛应当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一是专制政权的迫害不分民族。西藏的受苦是全中国人民在专制暴政下共同苦难的一部分，而非汉人对藏人的民族压迫。汉族人民在那个时代死了上千万人，破碎了千百万个家庭，所受的苦难决不比藏人更少。在反对专制暴政的立场上，汉人和藏人是一致的，如果把问题强调为种族问题，只是混淆了矛盾的性质；二是达赖喇嘛也应反省一下旧西藏的制度和文化自身，是否就是田园诗那般美妙，是否就没有暴虐的专制而全是民主？当年从底层翻身的西藏农奴至今仍有人在家里悬挂毛泽东的画像顶礼膜拜，他们并不觉得只要当年的官家和领主是西藏人，抽在身上的鞭子就更舒服。
所以，达赖喇嘛与其把他伟大的人格和超人的智慧消耗在没有希望的西藏独立，不如将其用于推进中国社会制度的进步和民主事业的发展。只要能把中国变成一个正义、民主和公正的社会，西藏人民所追求的自由和幸福是可以同全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一同实现的。
199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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