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
王力雄
我在藏区农村听到这样一件事，政府搞扶贫项目的干部下乡，询问最贫困的老乡怎样才能最快实现脱贫，老乡很实在，回答说让我儿子当村主任。我认为这是笑话，但讲给我听的人很认真地保证是真事。
我去的农村，村主任每年的正式工资只有一千多元，其他村干部更少。不过工资不是当干部的主要吸引力。藏区农村的钱主要来自上级拨款，村干部可以从上级拨款中得到远超过工资的个人利益。首先他们把上级拨款说成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因此他们跑政府部门、拉关系等付出的时间要有工钱，花了多少时间是由他们自己说了算；还有差旅费等，他们说多少就报销多少，其中肯定会有水分；另外拉关系要送礼，甚至还要暗中送钱，这种违法之事在目前中国变得名正言顺，但到底送了多少礼和钱，又是名正言顺地不可泄露，于是便成了村干部最方便贪污的黑洞。
除了在拨款过程中得到好处，拨款到位后又是村干部捞好处的机会。给谁不给谁，给多少，要视跟自己的关系亲疏来决定，或者看自己能得到多少回报。拨款的使用因此变成一种明目张胆的分肥。支配拨款在藏区是一种最大的权力，贪官可以从中得到很多交换。这种现实也在农村激发了家族势力参政，为了让拨款尽多惠及自己，每个家族都争取由自己人当干部，以致引发一系列矛盾和冲突。
按照现行体制，藏区村主任一般会成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他村干部会成为乡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没多少实际职权，但因为目前政府官员要走人大选举的过场，选举时往往会有私下活动和交易，包括拉票、贿选等。每次开人大会议的时候，村干部天天都被各方拉票者请去吃饭，还能收到各种礼物。他们手中的选票完全变成了个人筹码，投票不是出自对民众有利，而是自己得到最多的好处。
老百姓常说中央好，地方坏，然而地方之所以坏，深层原因正在于社会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治。藏区乡村事务和管理都由国家拨款，被北京当作自己的恩惠，表面看似乎减轻村民负担，然而却会使乡村自治失去基础和动力，村民只是被动地等待。既然是政府的拨款，当然只能由政府或政府的代理人进行支配。而村民没有当家作主的权利意识，乡村干部才能方便地瞒上欺下，把职权当作自我牟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