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
王力雄
1989年，北京学生反腐败，要民主，带动中国很多城市掀起学生运动，最后被当局出动坦克镇压。2008年，拉萨僧侣反专制，要自由，带动了藏区各地举行抗议活动，也被军警开枪镇压。二者虽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不一样，但是有不少相似之处。
比如事后一些藏人知识分子抱怨抗议民众没有理性，纯粹是鸡蛋碰石头，自身碰得粉碎不说，还使中国当局变得更强硬，让西藏政治环境更严酷，做事的空间也被压得更小。这种抱怨听起来十分熟悉，因为在六四事件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有同样的抱怨，认为学生缺乏理性，让对抗发展到极端，结果不但遭致流血，还导致了本来正在发展的改革倒退。
对此我是这样看，民众的反抗不能用理性与否衡量，如果反抗发生了，说明一定有引起反抗的问题存在，反抗是问题的结果，不是问题本身。即使反抗导致了镇压，也不构成不反抗的理由。因为如果遭受镇压成为不该反抗的理由，人类历史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镇压者希望停留的阶段。
民众之所以反抗，是出于自身处境。他们的生存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配合知识分子想做什么，他们有不满就要表达，是否影响知识分子所谓的“空间”不是他们考虑的。某些知识分子责怪民众，是因为没有以民众的立场定位自己，而是把进步希望全部寄托于当权者，才会生怕惹得当权者不高兴，似乎只有哄得当权者舒心，才可能被恩准向前。按照这种逻辑，老百姓就得逆来顺受，不要制造麻烦，以免打乱精英们安排好的道路。
其实，真正的社会进步很少来自当权者的赐予，几乎总是由民众自下而上推动的。知识分子所期望的“良性互动”，如果没有民众的不满、压力和反抗，也很少可能出现。中国的89运动和西藏的08抗议都已经起到或将会起到推动社会的作用，因此会被历史铭记。而运动的失败，除了因为专制政权镇压，知识分子也有责任。他们本该长期未雨绸缪地为民众进行理论和策略的准备，才能在民众起来时提供有效指导，使民众形成理性、掌握方法，却因为总是寄希望于当局，视野中没有民众，当民众起来时，只能在一旁哀叹。而民众运动也因为缺乏理论指导和组织整合，陷于涣散和盲目而失败。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