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
王力雄
有人会说，即使中共政权垮了，天也不会塌，车到山前自有路！历史有过多次大起大落，政权崩溃也层出不穷，社会不是照样在进步？不错，历史展现了多种可能，但今日中国与过去的不同是，以往即使是其他的整合因素都失去作用，至少还有一个“文化框架”可以支撑，一个“生态底座”可以承托。
在政权崩溃时，只要文化结构保持完整，传统的伦理、道德、调整人际关系的原则和价值系统还在，人们可以在没有法律和警察的情况下自行维系秩序，社会就仍然是凝聚而不是发散的，即使失去了政权整合，也可以维持基本稳定，获得重建政权、法律等上层建筑的缓冲时间，保证平稳的过渡。
如果文化结构没有了，那就危险了。人们只要没有警察看管就相互争斗，那么政权垮台，控制消失，人与人的关系就将以冲突为主，社会因此会进入发散状态，动乱迅速放大，社会重新建立统一政权和有效法律的过程，将拖延很多时间，付出沉重代价。
如果那时人口不多，有一个好的自然生态，没有了文化框架也不会落到最糟。人们虽然不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至少可以分散到自然中去，找一块地耕种，找一片水捕鱼，或是找一片树林狩猎，总之能活下去，直到社会重新建立新的政权。而且好的生态环境提供重建整合的物质基础，人们也有为更大利益进行联合的可能。在那种过程中，即使政治动荡，却不妨碍民族和文明的延续。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不幸的是，今天中国既失去了能够支撑社会的文化结构，又没有了能在最后关头承托社会的生态底座，一旦唯一的政权整合解体，就可能落入一个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过程。人类历史曾数度发生过大文明的毁灭，我们也没有理由盲目地相信中华文明一定不会灭亡。
嘲笑这种担忧是容易的，但远不如正视这种担忧更有益。 “杞人忧天”顶多是白费了忧虑，“不见棺材不落泪”却会在看见棺材时悔之莫及。盛世危言的悲观有独特的价值，因为危言的代价微不足道，而真正发生危机的代价却是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