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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美·
笔者常忆及“文革”期间读过的那些手抄读物。大陆人求真知的热望和毅力在那些抄本上一览无余。笔者第一次读《基督山恩仇记》，读的便是手抄本。曾有人要用一辆新自行车换那部长百万字、厚达二尺有余的抄本。那时一辆自行车价值一个熟练工人四到五个月的工资，出这种价颇能反映抄本所需付出的劳动。因此不管有如何的热望和毅力，那时的地下传播也极受限制，大部分只能停留在口口相传的谣言水平，无法形成有体系的地下文化。
牎懊裰髑綘”之后，由于公开传播渠道逐步放松和增多，地下传播一度失去了必要性，变得颇为冷清。然而“六·四”过后，它又悄然重返中国的政治、文化领域。只不过这次重返已比当年有很大不同，除了内容和质量的变化，更重要的还在于得到了一种全新的手段——电脑（包括复印机、传真机等技术设备），“鸟枪换炮”了。
笔者前年在友人的电脑屏幕上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所著《无权者的权力》。那是大陆一位未署名者所翻译，用电脑软盘流传。仅在那位友人一台电脑上便给各方索取者拷贝了几十份软盘。当时看到十数万字的文稿在电脑中几秒钟便能拷贝另一份软盘，而且可以拷贝无限多份，不禁想到，那些当年在昏灯下逐字抄写手稿的人若见此情景，将会何等感慨羡慕 。
城市文化人掀起电脑热
去年看陈子明写的狱中书，二十五万字，是一份复印机复印的电脑打印稿。由于当时没得到软盘稿，复印稿又要马上还，几个朋友便分头各用自己的电脑录入，仅用一天半便把全文录成软盘。大陆电脑汉字录入法现有五百余种，据说专业比赛记录最快已可达每分钟三百字。非专业的录入者用拼音词组录入法、联想码、自然码等，短期内也可达到每分钟录入百字的速度。由此把汉字吹成电脑时代的最佳文字固然是中国人自大癖的新表现，但电脑录入汉字确实比手写快得多，也比录入西方文字快。
大陆近年电脑普及速度非常快，尤其是个人电脑，许多机关、企业、公司都争相添置。城市中文化层次稍高的人，多数都有了直接或间接接触电脑的机会。复印机、传真机、桌面印刷系统等也成为随处可见的设备。不少“望子成龙”的家庭给子女买电脑，其中不乏赶时髦者。据消费者组织分析，电脑将成为九十年代大陆家庭消费的新“三大件”（另两件为商品房和汽车）。在大城市的文化人中间，这两年亦兴起了一股购买电脑的热潮，且正方兴未艾。如果仅为写稿方便、文稿工整或保存资料，对相对清贫的文化人而言，电脑尚属奢侈的超前消费，然而面对政治及学术的双重压迫，公开交流渠道被专制权力垄断封锁，电脑便成了他们勒紧肚子也要获得的一种武器。去年正值大陆电脑市场价格下跌，笔者与另外九位同人（都是文化人）合伙与一家电脑公司谈判，每人七千元人民币即各购得一台 PC286电脑（带打印机），比前年便宜一半。听闻近日此档次电犇缘淖畹图垡崖涞剿那О税僭獱。这类廉价电脑多是用台湾生产的零件在大陆组装的。不久前大陆当局在国际压力下宣布取消进口商品附加税，分析者普遍认为电脑价格将由此继续下跌，电脑普及的势头从而更为强劲。
专制政权之所以具有、并能维持专制的能力，除了依靠暴力，更大程度取决于对信息的控制和封锁。如果人民不能进行自由和自主的交流，就只能是一片混沌中的一片散沙，陷入被分而治之的黑暗无法自拔。即便是暴力，也要靠对信息的控制和封锁维持。试想如果军队可以自由“串联”，士兵可以自由讨论，还能保证它向专制效忠，向人民施暴吗？任何社会变革首先取决于变革思想的产生和传播，中共政权很懂得这一点。他们当年便是靠枪杆子牎⒈矢俗诱鉅“两杆子”夺取政权的。若想保证“铁打江山”不被“和平演变”，就必须把所有能够传播“异端”、能把人民“串联”起来的渠道统统堵死。在宪法中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为此，禁止“非组织活动”是为此，限制游行示威也为此，而其中放在第一位的，便是对公众传播媒介始终如一的牢牢控制，决不容他人染指。
牎傲臓”以后，中共“反思”出的最重要的“失误”也在此——动乱很大程度是“舆论导向”所促成，由此罢免了文化新闻出版界众多有开明色彩的官员，取缔了一批有“自由化倾向”的报刊，整顿改组了几乎所有的大众传播机构，大力加强了意识形态审查，恢复了对 VOA、BBC 等西方电台的干扰。并采用“闷死”策略，即对“自由化分子”——不管他们是多么有名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决不给他们利用公众传播媒介的机会和可能，让他们“自然”消失，被公众遗忘。如果说“六四”以前大陆思想文化界人士还能找到一些缝隙可钻牐脿“党的宣传工具”兜售“私货”，那么“六四”以后，他们确实感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变成了聋哑之人。这时，电脑的新功能——作为唯一有可能在较大范围突破专制封锁的交流工具和传播媒介，便在大陆应运而生。
电脑地下传播逐步扩大
生活在有言论自由之社会的人，是不会想到开发电脑的这种功能的（这完全不是电脑发明者的本意），也不会理解电脑派生的此种功能对在专制状态下生活的人能做些什么，以及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笔者本人倾囊所有购置了一台电脑后，有意无意地留心，发现了不少电脑在地下传播中的用法与新发展，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最初级的用途是在友人之间交换软盘或电脑打印件，内容大都是各自写的无处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稿。那些文稿原来只能作为“抽屉作品”（或者若想有“露面”机会，只能按照官方意识形态阉割自身——许多人宁可一字不写也不当那种太监），有了电脑这种能够极为方便地显示牎⒏粗坪痛蛴〉墓ぞ郀，便使文稿能从抽屉脱身。不谈官方限制，仅从技术上，若想出版一本书也是既复杂又花费的事，非个人力量能做到。但就笔者看过的数份电脑打印的长篇文稿而言，其排版水平、清晰程度都已与书无异。再用复印机复制，每份稿也可达到几十甚至上百之印数（文稿的软盘拷贝件就更多），在友人和同人中传阅收藏。这从版权角度对作者可能是一种损失，但在大陆此种考虑通常只能放在第二位，让自己的思想成果不被窒息死亡对作者更重要，这大概也是不自由逼出来的一种自由和洒脱。
由于软盘信息容量大（每张低密度盘可存储18万汉字，高密度盘可存储60万），复制快易牐鄹竦土空3～8元人民币），体积轻薄，可用信封邮寄，因而很容易突破友人的小圈子，产生“不胫而走”的效果，进入更广阔的传播空间。笔者的一位友人曾在沈阳和上海亲眼见过他自己文稿的软盘，究竟在何时、被何人、怎样传过去的，他一点不知。然而这种与“根”脱离的传播正是他期待的。他说当时的感觉如“上帝踢了第一脚之后，宇宙就自己转动起来了”。现在，这种不知来路且在流传过程如细胞般递次分裂的软盘日益增加，覆盖面积逐步扩大。
更有意思的现象是近来才出现的。某些无名氏把流传中的不同软盘上的文稿经过编辑摘选牐奖丛谕徽湃砼躺蠣，再将其复制流传，成为一种较为凝练精选的“电脑杂志”。这种杂志既无须向当局申请批准，领取“刊号”，也无须工厂印刷，邮局发行。几元钱一张软盘牐纫槐驹又竟蟛涣硕嗌贍，却可以无限地扩大牎坝∈隣”，“免费赠送”。
电脑会议省时省钱
笔者曾见到过一份文件名取为ＰＣＳ牐≒ersonal Computer Salon ——牎暗缒陨硩
龙”的缩写）的软盘，编辑的主要是检讨“六·四”的不署名文章。其观点各不相同，有的甚至认为“暴政”是为“暴民”逼迫所使然。读的过程很象置身于一个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的沙龙。然而若是真由这些观点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说不定会挥拳相向。“电脑沙龙”使观点相见而人不见，避免了情绪冲突，也有助于抑制文人相轻的毛病。这种编辑使各种观点皆在互补中增添了新活力，从原来对读者的单向交流变成了与读者的双向交流，足以看作是电脑传播的一个重要发展。
另有一个类似的形式可以称为“电脑会议”。“六·四”以前，分散于大陆各地的思想界、学术界人士尚有不少借官方会议或出差彼此见面的机会。而在“六·四”后，许多拒绝与当局合作的人都失去了这种条件，为了讨论或研究课题，只能靠自己解决食宿旅费，千里相聚。这对收入菲薄的大陆知识分子来讲，无疑是个不易负担的开销，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彼此交流牎５缒栽蛟谀持殖潭壬峡梢园镏菭。如果有一个共同的题目，不管是合作写一本书，搞一项研究，讨论一个问题，都可以先由每个人把自己的发言（或章节）录入软盘，邮寄到主持人处，由主持人在电脑上编辑在一起，拷贝寄给每一个参加者。每人继而对别人的部分加以批注，作下一轮发言，同样录入软盘寄给主持人，再由主持人编辑分发。如此反复若干次，便可在花费极少的同时，实现比较充分的交流。这样无疑不如面对面来得迅速透彻，但却可能更为严谨精确和简练，减少口语模糊性造成的误会与逻辑混乱，并免却众人奔波之累和所耗时间。如果有条件利用长途电话联接彼此的电脑交换信息，每秒钟可收发上千个汉字，比对面交流还要快。电话费虽不便宜，在大陆却不难找到“占公家便宜”的机会。
除了文化人，肯定还有一些科技人员在参与和帮助从事电脑交流。笔者曾看到一张流传的软盘上除文稿还附带一个程序，可将国内现有的各种不同汉字处理软件编辑的文稿统一起来，以解决变换电脑环境而出现乱码的问题。那位编程序的老兄不知为什么要在程序说明上署名“蓝胡子”，颇有点幽默感。还听有人讲过其工作单位的电脑网络曾被送进过一篇“反动文章”，并在所有终端上都出现强制提示，邀请每个使用电脑的人阅读。这种技巧非科技人员是不易掌握的。大陆的电脑网络目前还只处在小规模局部水平，否则东南西北的“反动文章”就可能到处乱窜，遍地“流毒”了。
电脑传播较为安全
电脑传播之所以能够逐步流行起来，除了手段方便，还有一个同样（或更加）重要的原因——传播者的安全不受太大威胁。专制政权施威的前提首先是要找准对象，才能使其恐怖手段有的放矢。“四人帮”时期追查谣言，不少人以游戏方式招供谣言来源是公共汽车、火车或旅馆，听不认识的人所讲，或是上公共厕所时听隔墙女公民们所讲，见不着面。追查者无可奈何，只有不了了之。电脑传播与谣言传播有类似之处，不需组织，自动扩散，是无形的，因此也可同样“放赖”。如把软盘文稿硬说成不知谁送入公用电脑，仅仅做一个拷贝者是没有理由受惩治的。文稿作者也不承担责任，在友人之间传阅文稿是他的权利，被谁传到外面他完全可以不知道（其实可能正是他自己），文章再“异端”，属于思想，不犯法，有宪法保证。即使公开传播电脑文稿，也不触犯任何现行法律，法律只禁止未经批准的出版物，电脑文稿等于手稿（作者用电脑写或抄），拷贝复制都只能归在传阅手稿的范畴。这个时代，专制政权也得多少装扮点门面，即使只是口头讲法治，也不 好硬下手。
只有“从事反革命宣传”可以列为罪名，但安全机构将始终面临一个挠头的问题：如何在参与电脑传播的人里，判断出哪些是有意要搞“反革命宣传”，哪些则只是个人兴趣或凑热闹，二者在形式上几乎无法区别，可如果不把前者挖掘出来，每个城市哪怕只有几个那种“坏家伙”，有意地炮制、搜集、编辑、复制和发散电脑文稿，各种“异端邪说”也就会有泛滥全国的能量。电脑软盘可不象淫秽录象带，会随翻制而信号衰减失去繁殖能力，它的每一张都能衍化出无限的后代，即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对政权当局亦是一个两难。在当代社会，电脑技术的普及是发展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实现“强国梦”是不能拒绝电脑的。然而电脑对它又是特洛伊木马，随着电脑增多，覆盖成网，日益成为人们随手可及的工具，维持专制社会的首要条件——垄断信息和封锁交流就可能被电脑的传播能力逐步破坏。专权者可以控制电视、报纸、广播那些中枢神经，却不能控制千万个细小而自成一体的神经元，如果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使社会电脑化了，电脑传播又被人们广泛自觉地加以运用，那时专制政权就等于失掉了手中的魔杖。当然，就眼前的水平而言，大陆的电脑传播还属于“小把戏”，然而，说不定小把戏最终就能作出大文章哩！
摘自《中国时报周刊》第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