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
王力雄
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刚过，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杨传堂突发脑溢血，重度昏迷，被军用专机送往北京抢救，目前病情前景尚难预测。据星岛日报采访西藏官员，杨传堂的发病，“可能是和自治区四十周年庆典操劳过度有关”。
听到这个消息，我想起杨书记在“大庆”之前接受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记者所说的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达赖集团利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进行的各种分裂破坏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达赖分裂主义集团的干扰破坏，始终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最大危害，是推动各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西藏的最大隐患，是阻碍推进西藏发展进步和创造人民富裕幸福的最大祸根。深入分析‘后达赖时期’分裂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密切关注其新动向，对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露头就打，果断处置，决不手软。”
看到杨书记的这段话时，我感到非常奇怪。达赖喇嘛在各种场合反复表示不谋求西藏独立，愿意留在中国的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他坚持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恐怖主义和暴力活动；他总是教导西藏人要和汉人和睦相处，不能怀有仇恨之心……对达赖喇嘛的这种态度，凡是能够了解真实信息的人有目皆睹，为什么杨书记就会说成截然相反，而且说得如此强硬和极端呢？这让我只能从两种可能解释，一个可能是杨书记和中国人民一样，被剥夺了知情权；另一个可能是杨书记明明知道真相，却要说假话。
然而事实最能说明问题。如果达赖喇嘛真的像杨书记说的那样是最大的“危害”、“障碍”、“隐患”和“祸根”的话，杨书记的“操劳过度”就应该是因为达赖喇嘛而发生，而不是因为“大庆”的庆典而发生了。他之所以能够那样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地搞“大庆”，正是因为达赖喇嘛奉行和平主义和中间道路，才使西藏能够保持歌舞升平。但是杨书记没有想到的是，他所谈论的“后达赖时期”没有到来，“后杨传堂时期”却可能已经先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