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傅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
新疆的核心。
－－邓小平1981年视察新疆的结论
人们都知道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166平方公里，占中国面积的六分之一， 有
三个法国大，但在新疆之外，知道新疆有个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却不多，了解它的就
更少。然而进新疆走一圈就会发现，所到之处，几乎哪里都有这个被新疆人简称为
“兵团”的庞然大物存在，甚至很多新疆地名就是“兵团”下属单位的番号。
“兵团”是什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军事建制－－兵团、师、团、连－－为序列，各级长官挂
着司令、师长、团长、政委的头衔，但不穿军装，不算军人。兵团下属十个农业师，
一个工程建筑师，三个农场管理局，172个农牧团，共有101万职工，总人口二百多
万。新疆的每个州或地区都有它的师，几乎每个县都有它的团，可以说，在新疆，
只要有人生存的地方就有兵团存在。
兵团的日常职能是生产，它算得上新疆第一大企业。它拥有1400万亩耕地，全
新疆百分之三十的耕地是兵团在沙漠戈壁上开垦出来的；1990年，它生产出新疆粮
食产量的23.1%、油料产量的22.8%、棉花产量的41.6%、甜菜产量的41%；它的工农
业总产值占全新疆工农业总产值的近四分之一；在全新疆的出口创汇额中，它占到
48%。它有一千五百多个工业企业，三千多个商业机构，拥有两万辆汽车， 十四架
飞机。它不但参与新疆的公路、铁路、油田等大型工程项目，还到国外承建工程。
兵团是个直属中央领导的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它自身为独立
系统，下属师团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它分散在新疆各地的“领土”总面积有十万平
方公里，二百多座大小城镇在它统辖之下。它履行政府职能，设有公安、司法、检
察机构，有自己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有高
等学校12所、中等专业学校39所、中小学1278所、教职员五万多人、在校学生近五
十万；有五百多个幼儿园、二十多家报杂志、102个电视发射台、九个剧团、 二百
多座医院、两万多张病床，还有一个盲聋哑学校……总之，一个完整社会该有的一
切，它应有尽有。
兵团是担负戍边和平叛的准军事化组织。它拥有一个预备役师，另有十多万配
有武装的民兵，常年进行军事训练。它的军事部由一群现役大校、上校军官领导。
它还有一支现役师级的武装警察部队。另外，它的劳改局和上百个劳改支队负责看
管从内地遣送到新疆的十数万劳改犯人。
兵团被称为是党政军合一、农工兵学商五位一体的新型社会主义联合体。其实，
以往的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和海南的生产建设兵团都以失败告终，早就改为归属
地方的国营农场，只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取消数年后又重新恢复，成为曾在大陆
兴盛一时的“兵团”这种奇特组织之仅存的硕果。它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独一无二的
地位，就在于邓小平所说的，对于北京，它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西域屯田
回顾中国历史，能否控制西域往往是衡量一个朝代是强是弱的标准。清代经营
西域的重臣左宗棠总结道：“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
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对控制西域，他的总结是：“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
开屯为首务，或办于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完之后，以规化久远。”熟读
史书的毛泽东在四九年派军队进入新疆时，肯定是想到了这一点，才挑中了在延安
时期以带兵搞“大生产运动”闻名的王震为将领。
当时的新疆人均产粮不到二百公斤，供应二十万军队的粮饷根本做不到。交通
亦极为困难，不仅时日漫长，且运费是粮价的七、八倍。不搞屯田，解放军在新疆
就站不住脚。所以一进新疆，王震就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
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依靠屯田，二十万大军的粮食自给率在五零年当年即
达到70%，第二年粮食、副食便全部自给。1953年， 新疆军区将所属部队整编为国
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后者由十七万军人（包括十万名整编为解放军的国民党起义官
兵）集体就地转业，组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身分
颁发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
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侯，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除了军人屯田，中共还从内地迁徒了十数万犯人，隶属于“兵团”，在武装看
押下进行“劳动改造”。那种规模庞大的奴隶式劳动对新疆屯垦所起的作用是相当
巨大的。
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成果上，共产党的西域屯田都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望尘莫及
的。仅“兵团”修建的灌溉渠道就有五万五千多公里，治理了十几条河流，建造了
96座水库。屯田者引水冲刷荒漠戈壁的万年盐碱，使其变成沃土良田。过去的西域
是有绿洲处才有人，而现在是哪里有“兵团”，哪里就出现绿州。当代新疆一些重
要而富裕的城市，如石河子、奎屯、北屯等，皆是“兵团”在一无所有的戈壁深处
白手修造起来的。
对抗苏联的“血肉长城”
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与苏联接壤的北疆发生了“伊塔事件”－－即伊
犁、塔城地区的六万多少数民族边民席卷财产越境投奔苏联。此后整个中苏边境纵
深10-30公里地带便由“兵团”接管，迁走全部老百姓， 建立起一条链状的边境农
场带。“兵团”民兵被迅武装起来，四百多个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值班巡逻。当时
“兵团”的主要首长张仲瀚这样形容他的队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昼夜，不
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那一段时间，中共充分发挥了它的动员体制和鼓动能力，从上海、天津、北京
等内地大城市输送了几十万知识青年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进了“兵团”，一方面
减轻了那些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为“反修防修”的“血肉长城”添砖加
瓦。至今新疆还到处可见那些当年打着红旗唱着歌来的热血青年，现已个个满头灰
发，叹息命运的播弄。
省中之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苏联的解体，历史上的屯田和对抗时期的反苏使命，对于今
天的“兵团”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其另一个作用－－制衡新疆的民族分离势力，
却变得越发不可缺少。
新疆被北京赋予“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地位，而“兵团”在新疆之内又被赋予
与自治区平级的正省级地位，是个完全独立的实体，这种架构的实质，就是让“兵
团”成为汉人在新疆的“省中之省”。
这种“省中之省”的地位，不一定是在“兵团”创始之时就有预谋和设计的，
但既然把汉人殖民当作控制和同化新疆的必要前提，历史逻辑就会自然地如此演化，
最终形成这个从治国角度堪称绝妙的制衡结构。
以新疆地域之广阔，距离内地之遥远，与国外联系之紧密（有5400公里国境），
少数民族人口之众多（共约一千万，其中维吾尔族七百万），文化歧异之巨大，民
族仇恨之深远，若仅靠军队实施主权控制，只如用绳子绑缚，绑得再结实，也不能
让新疆真正生长到中华民族的肌体上，有朝一日绳子一松，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分
离。只有让足够数量的汉人成为新疆土地上的永久居民，世世代代把新疆当成自己
的家园，新疆才会真正与内地血脉相联，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体。这些移居的汉人不
仅要生活在新疆的城市，而且要遍布新疆的农村和牧场。哪里有少数民族，哪里就
该有他们，与之融合、交流，必要时进行制约与抗衡。这是历史上任何民族融合与
主权巩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
如果没有“兵团”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汉人移民便无力在荒漠戈壁上造出
新的绿州，只能进占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地盘，既不可能进行规模移民，也必然会
加深仇恨与纠纷。
如果没有“兵团”这种自成一体、自给自足的独立系统，汉人移民就会处处受
到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和地方经济的制约，难以立足，或只能在矮檐下低头度日。
“兵团”给了汉人移民生存安全感，使他们敢于在新疆的恶劣环境和民族敌意
中安心建设，并把脚下的土地当成自己的家园，因此才能吸引成千上万的内地汉人
到新疆来开辟新生活。
新疆现有五百万汉人的将近半数在“兵团”，而在农村、牧场生活的汉人更几
乎全部是“兵团省”的子民。没有“兵团”，新疆汉人的立足之处就将只剩下几座
都市孤岛。
寓兵于民的“兵团”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拥有百万兵员而且永
不退役的“驻军”。他们坚决反对分离新疆的企图。历次平息暴乱都有他们出动。
他们熟悉每一个村庄，每一条小道，所发挥的作用恰是对正规军的补偿。即使有一
天没有了正规军，拥有组织、武装和训练的“兵团”也有足够的实力与“圣战者”
们抗衡，从而免遭新疆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灭汉”恶运。
生活在新疆的人都能认识到“兵团”对于保持新疆稳定的作用，汉人怀着感激
之心称颂“兵团”的“无量功德”，而盼望新疆从北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则对
“兵团”恨之入骨。
安国与富国的矛盾
“兵团”是一个有效的安边组织，却远非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在“政治第一”
的年代，经济问题服从政治需要。但自打中共开始搞“改革开放”，把重心转移到
经济上，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
益严重地暴露出来。
“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由长官意志实行军队式的管理，“官大
一级压死人”。“兵团”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结构，每个人从生到死方方面
面都由“组织”控制。这既是它能成为“省中之省”的基础，使其保持战斗力，同
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僵化、消极、机构庸肿、腐败与低效。
“兵团”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需要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
有三十多万），过去由中央财政包干，改革以后，不但中央不再给钱，全部要自己
筹款，还要做为企业向地方政府纳税。近年“兵团”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许多单
位长期发不出工资，公费医疗等原来的福利制度更无法实行，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
负担转嫁给在生产第一线的农工，向他们征收“管理费”。大陆的传媒一直呼吁农
民负担过重，“兵团”农工的负担实际比农民负担还要重。
人们这样形容“兵团”：“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
军队没军费。”在今天的经济大潮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一个
与形势发展格格不入的“四不象”。“兵团”自身也痛苦彷徨，市场只认经济规律，
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任务兼顾，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
顾地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和
它保持“省中之省”之特权的护身符。
不管“兵团”的决策者怎么想，以经济为重心的改革事实上已经开始瓦解“兵
团”。随着实行“家庭农场”承包制，忙于个人致富的农工们普遍希望解散“兵团”
，以甩掉头顶的层层婆婆，免交“兵团”征收的费用。“兵团”的军事化使命在基
层基本已名存实亡，指挥系统的效率也早已无法与当年相比。
北京肯定是需要“兵团”存在下去的，尤其是在新疆少数民族分离势力越来越
活跃的今天，“兵团”的意义更为加强。然而无论是“兵团”的困境，还是民族分
离活动的猖獗，实际都是大陆这些年“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也许该算副产品。
在大陆的现时社会体制下，富国与安国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政治治国与经济治国
也有着难以调和的原则冲突。北京肯定是想二者兼得，但它无疑将越来越多地发现，
等待着它的，可能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
“兵团”的困境仅仅是大陆政权这种内在矛盾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