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
·王力雄·
曾几何时，毛泽东似乎已成为过去，而随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其身影今天又开始再度浮现。不同的是，当年的毛居于中国的统治核心，今天的毛则立足中国的社会底层，但却具有同样的危险性。
其危险在于，中国社会积重难返的矛盾，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旗帜从底层爆发，那种爆发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但却会是一个导致社会动乱甚至同归于尽的过程。
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先从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之影响的角度，理清“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再看邓小平以其实用主义手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的“空壳化”最终怎样成为一个陷阱，使中共与中国社会在今天面临这种危机。
◎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从整合社会的角度，意识形态的效果远超过权力、法律、金钱、强力那些有形力量，因为那些力量无论怎样 “加大力度”，也难免遗漏，防不胜防，意识形态却可以让全社会自觉服从和“奉献”。所以对于社会（尤其是极权社会）稳定，意识形态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对统治集团而言，意识形态除了提供其统治合法性，还有凝聚队伍、驾御精英、教化民众和裁判异端的功能，更是重要。
意识形态是否有效，作用能发挥到什么程度，首先取决于意识形态自身体系的完整。
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在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八亿中国人那时变成了一个思想，并非全是后来所说的中国人缺乏独立人格，相当程度也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以及由那完整而生出的魔力。
毛泽东不是个有深奥理论的人，但他把自己形容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却比大部分理论都准确。简单说，马克思就是经济公有制，秦始皇就是政治极权。在毛泽东思想中，这一东一西相差两千多年的二者被结合得天衣无缝。
但凡经过那时代的人都深有体会，公有制经济与极权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有多大。人人一无所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得靠权力恩赐。达到那种程度的权力，历史上一切权力皆望尘莫及。
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解释为剥削阶级剥夺劳苦大众的阶级斗争史，私有制是维护那种剥夺的制度，因此改变不公正的社会，唯有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马克思是从理性和逻辑中推出其理论的，毛泽东却在其西方理性的背后，找到了中国政治所需要的“天道”。
“天道”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一旦能得到“天道”，就成了不可质疑和不容竞争的。在理性昌明的二十世纪，“天道”不能再从古代迷信中去找，不能再是神灵、龙或宿命一类东西，具有浓厚科学色彩并得到世界性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正好可以被当作新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展示人类未来前景是一个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人民彻底解放的美好社会，那是一个有如宗教之天堂的社会，被马克思雄辩地论证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同时，马克思以严密的理论论证了工人阶级是带领劳苦大众实现那天堂社会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按照那样的逻辑往下推，共产党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化身。
不难发现，这个“历史发展规律”可以很容易地被中国的“天道”所利用，同样都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区别只在一个出自理论推导，一个出自冥冥之中。“先锋队”与“真龙天子”的意象也很接近，换了个名词，不过是加上一层现代化包装，内在逻辑是一样的——既然“先锋队”代表“先进阶级”和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就不容挑战和置疑地应该成为中国之主人，而“先锋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当然也就有理由被全体中国人顶礼膜拜为“大救星”。
为符合这种“天道”，出身农民的毛将他领导的农民起义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他的农民党称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并且终生都以不屑“农民习气”和“小农思想”自居。革命后的中国长期以阶级血统划分人群，亦是源自西方理性的阶级斗争学说被演变成中国式宿命论的一个典型例证。毛泽东善于用中国圣贤的大同理想描述共产主义，把马克思的艰深理论简化为杀富济贫的造反故事，灵活地把西方科学与中国民间思想通俗结合，加上运用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使他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戴，最终夺取了江山。
不过，要说毛只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夺权工具是不够的，他对共产主义肯定具有真心信仰的一面。他认准“私”是万恶之源，彻底改造人类社会的道路只能是化私为公。经济公有化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需要消灭人头脑中的“私”——那也是公有制经济的前提，只关心一己私利的人不可能在公有经济中努力劳动和“奉献”。毛泽东在其乌托邦式的社会实践中一定已经痛切地感受到了“私”的阻力，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纲领，也正是此种思路的写照。
他极其警惕并痛恨任何想使人民从通向无私之路后退的企图。他熟知人性之劣根，向建立“公”意识的每一点进展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每一点松动却可能导致相反的一泻千里，前功尽弃。在他看来，与他一道夺取权力的那些战友在这方面多是鼠目寸光，只看到就眼前发展经济而言，利用人“私”的一面将会产生高得多的效率，然而那正是他认为应该被消灭的一面。在他眼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并不荒谬，一时的物质所得不过是蝇头小利，怎么能为小利失掉建立新世界的伟大理想！古往今来的任何统治者都能治国，而从根本上改变人性则是开天辟地的，是天降于他这个历史人物的大任。为此，他不能容忍“坐天下”的庸人思路，这成了他与其战友之间最大的立场不同。
毛泽东自言一生所做“两件事”的第一件——“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不过是 “王朝周期”的重复，第二件——“文化大革命”才最能体现他的意识形态之独特。文化大革命的核心被概括为“斗私批修”。“斗私”指的是改造每个人乃至全体人民的人性，“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批修”则是针对他以往的战友和部下。在他眼中，他们已经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的一套（三自一包、物质刺激……）总是围绕着“私”字打转，那正是修正主义背叛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所在。包括他们个人的“私”也在日益膨胀，正在蜕化为脱离群众、享受特权的官僚老爷。毛泽东晚期的惊人之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判断。
在毛泽东思想中，群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一直自命为代表底层人民和多数群众。在他的一贯话语中，给了群众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天道”逻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至上，他代表人民，因此他才是最神圣的。在这种代表身份的合法性中，存在一种交换，即他和他的党必须时刻高举“为人民服务”之旗，否则从何代表人民？“先锋队”的“天道”也就没有立足基础。因此，毛泽东让“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成为共产党人挂在嘴边几十年的口头禅，使之直到今日仍然是检验共产党合法性的公认标准。群众至上与群众天然正确，几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公理，而对群众利益的任何忽视都被视为严重犯罪。
在忠于人民利益方面，毛泽东并不相信他的执政集团。他宁愿认为这世界只是他一个人在带领亿万人民走向美好的彼岸，其他人都会在获得权力后陷入腐败。然而在现实中，他又离不开一个从事社会日常管理的行政集团。这使他对那集团有一种无奈——那是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热中特权并随时可能变质腐败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他深知靠他一个人的眼睛看管不住他们，因此他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和制约，形成以多制少的局面。才是打破官官相互、防止腐败的保证。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深入地分析他执政后的所作所为，这其实是一条最深层的贯穿脉络。
归纳和总结他的尝试，他最终企图建立这样一种结构解决他对执政集团的担忧：高高在上的他只需要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将其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广大群众，转变为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监督和制约，最终达到防止权力集团背叛和腐败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即是这种尝试的集大成。他从天安门城楼超越中共和权力集团直接向红卫兵挥动军帽，是他的理想结构之典型写照。为实现这种结构并使之长期有效，他给了群众“政治挂帅”的理论根据、“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护身符、“造反有理”的合法性、“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斗争武器直至进行“全面夺权”的可能性，号召他们都要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勇士。在他的结构中，官僚集团虽不能不要，但要让官僚头顶始终笼罩“群众运动”的威慑，并且通过“七八年一次运动”进行“吐故纳新”，才能保证他们不蜕变为“修正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
这种乌托邦的失败已是有目皆睹，但是不能不承认毛的这种理想在底层群众中曾经具有并且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道义感召力。他赋予人民的造反意识和斗争手段，被那个年代的群众广泛接受和普遍使用。从年龄来讲，对那一套最为熟悉和善用的一茬人，恰恰就是今日沦落困境的“绝望者阶层”。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保留某种程度的怀念，不仅由于他们曾居身虚幻的“领导阶级”地位，还有至少在那个年代，他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基层官僚确实大都夹着尾巴做人，今日的满目腐败在那年代少而又少。而毛以一人之力希图超度几亿中国人成为贤哲（如他诗中所写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想象力和勇气，也使他在一部分中国精英眼中始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魅力。
毛以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进行社会试验。他为证实“天道”而抛弃人道，他不在乎牺牲人，也毫无公平可言，凡被证明失败或没用了的试验品（农民、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党内当权派、红卫兵、造反派……）立刻就被抛弃。也许对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伟人”心理，“天道”应该比“人道”重要，历史结果更高于眼前情理。毛心目中的“人民”不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不过是一个给其伟业提供宏大基础的抽象概念。因此可以用法国大革命那句名言的变形这样概括毛的试验——“为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不过这里暂不进行价值判断，仅从对统治稳定之利弊的“技术”层面综观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应该承认它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亦与之高度符合、相互平衡并彼此加强，因而当时的整个中国才能被那意识形态征服。其对统治稳定起到的效果，可以从这样一个反面的例子中得到证明：在毛摧残了一百万知识分子（反右）、饿死了三千万农民（大跃进）、把整个国家搞到濒于崩溃（文革）的情况下，其政权还照样保持着令世界瞠目的高度稳定。
做为一种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的失衡不是在其体系之内，而是在其体系与客观世界之间。他要把人性改造为完全无私的，那注定只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幻想。那种失衡导致的后果，就是劳动效率的极端低下。在与市场经济的竞赛中，凡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都被甩在后面，而企图以思想革命和群众运动解决这一问题的中国，更是落到了后而又后。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不管其意识形态一时显得多么强大，最终一定难以坚持下去。
◎分裂的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应该说是一个与理论几乎不沾边的人，中共“第三代”推出 “邓小平理论”，目的纯粹是在理论之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概念分析邓小平的政治路线，但只是谈他的实践而已。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获得巨大改善。在这方面，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是不能不承认的。然而，从意识形态的技术层面上看，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却存在一个根本上的分裂——那分裂既是邓小平时代导致诸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将在邓后时代继续构成越来越危险的挑战——即，在继续供奉毛泽东“天道”的同时，邓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保留下那个极权政治的部分，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不但无法与毛的“天道”相合，并且正好是最被那“天道”所否定的。
在中共党内，邓小平一直是务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对于毛追求人类社会化私为公、将所有社会成员改造为大公无私之人的理想，务实派也是不以为然的。他们在治国的具体实践中体会到，每当给人的“私”开放出空间，经济立刻就活跃，效率也就立刻大提高，一“私”就灵，千真万确。所谓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一般用“左”和“右”的概念进行划分），执政后的分歧说到底就是如何对待“私”。被归为“右”的务实派宁愿相信经济是社会的主体，而经济的发展即使不是永远离不开“私”的动力，至少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需要对其加以利用。他们不一定在在理论上争执，但是他们利用实际掌握的治国权力，或砍合作社，或反冒进，或搞“三自一包”，一有机会就按自己的意思暗中修正毛的虚无幻想。他们追求实际而不是浪漫，看重眼前进展而非长远神话。在毛死后，邓小平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他必然会引导中国脱离毛泽东那种“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轨道。
虽然有错综复杂的过程和理论上的种种暧昧，但邓的改革主干是清晰的，大部分改革集中在对毛之化私为公革命的逆变——即化公为私。改革思想的灵魂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打头阵的农村改革，所谓的“一包就灵”完全可以把“包”字换成“私”字；解散“人民公社”是从“一大二公”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城市改革也是首先起于对个体经济的鼓励和开放；国有企业的改革则首先从奖金、计件等“物质刺激”手段开始，而后的自主权下放是个把“大公”不断分解为“小公”的过程，最终通向股份制和私有化； “对外开放”则是逢迎海外资本家之“私”，以种种利益转让和政策优惠吸引他们到中国来投资挣钱；而一旦私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也已经自主，计划经济就再也不可能不转为市场经济了……
邓使中共从毛时代的原教旨意识形态党变成了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主要追求的实用主义执政党，本来是一个向现代国家和政府转变的进步，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然而邓却要保留下毛意识形态的外壳，当中国民间发出否定毛泽东的强烈呼声时，他还要针锋相对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充当毛的捍卫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就在于他要保留毛泽东的另一半——极权政治。如果彻底否定了毛，极权政治就会随之遭到否定，也会对中共及他本人的权力形成挑战，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
虽然邓小平人格中的专制特色很鲜明，他亲自领导“反右”运动把中国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人间地狱，也不惜残酷地用坦克对付天安门广场赤手空拳的示威者，但是我们暂不从他的个性而是从共产党的共性去寻找其捍卫毛泽东的原因——由此也就能看出今天已处于“邓后”时期的中共“第三代”，为什么仍然要继续保留毛意识形态的外壳。
这和中共继承的历史遗产是分不开的。尽管世界不乏资本主义经济加专制政治的社会结构，但只有中国有这样的现象——中共各级党组织理所当然地把持着社会大部分机构的最高权力。其所以是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就建立在“先锋队”和“历史规律”所代表的“天道”之上。这种绝对命令的不可挑战和不可竞争，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默认，而一旦失去了这种“天道”的佑护，其如此广泛地把持权力就失去了依据；包括中共受国家财政的供养、其各级组织多年无偿占有的大量房产、由人民纳税供养的军队被规定为中共党军等一系列中共的特权也会受到质疑。
不难想象，中共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因此无论是邓小平还是“第三代”，都不能不按照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继续把中共标榜为代表“历史规律”的“先锋队”，宣称其天然地代表人民利益。只有这样，它才可能保住其神话，以及被那神话所承载的一切特权和打击别人的权力。哪怕在谁也不相信那神话的时候，它也不能改口，因为靠着成千上万遍地重复积累，那神话已经具有了话语上的霸权以及名正言顺的特性，只要它不改口，就有维持下去的惯性。
然而共产主义的“天道”不改，以资本主义手段对中国经济实行的改革，就要与那“天道”产生出无法弥合的分裂，导致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虽然以“私”为杠杆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失去了“大锅饭”式的经济平等，社会出现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毛后中国之所以能够产生经济活力的政策前提。然而这种政策的逻辑结果必然要使“先富起来的人”、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们超越“天道”中的“领导阶级”——工人及其它劳动者，成为社会新宠儿和主导力量。中共为了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不管口头如何说，实际只能与“先富者”站在一边，维护工商社会的秩序，取消成为经济发展包袱的福利政策，没收毛泽东时代赋予群众的特权，打消群众自以为至高无上的幻觉。在这种新经济秩序中，普通劳动者只能重新回归底层——而那正是当年共产主义“天道”要“解放”他们的原因。
因此，邓小平的改革与其继续供奉的“天道”之分裂是一目了然的。
改革初期，由于毛时代对“私”一概拒绝利用，从而使太多有效的经济手段白白闲置。那本用不着 “设计”，都是人类自古使用的，只要意识形态的限制放开，随手拈来都会产生巨大效果。所以那时出现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改革成本极低而效益极高，贫富分化只体现为相对差距，全社会普遍得利，因此上述分裂还不导致问题，劳动者也有容忍余地。不过那并不意味着群众不能认识到其中的分裂，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在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打下深刻烙印，只是人们更愿意要实惠而没兴趣追究意识形态问题而已。然而保持这种不追究的前提是必须有实惠做为交换。一旦到了改革收益耗尽、实惠减少甚至需要倒付改革成本的时候，绝对贫困逐渐成为大众面对的生活现实，就业、医疗、养老等原有保障化为乌有，人心惶惶，前景渺茫，同时另一面是富有者的骄奢淫逸、权钱结合和对公有财产的巧取豪夺，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就将重新回到底层群众的意识层面。
这时，他们就会用中共供奉的“天道”去挑战中共自身了。
◎毛何以不死
论残害人的规模，毛泽东超过希特勒，但是为什么毛没有像希特勒那样遭到普遍唾弃，反而今天又在相当广泛的范围被中国民众重新视为精神偶像了呢？
邓小平应该是此种现象的始作俑者。
文革后的中国，对毛泽东的否定在八十年代几乎一直是社会思潮和人们心理的主流。社会各阶层在那时对苦难记忆犹新，如果能在那时打开黑箱，对毛泽东时代进行一次总清算，对其进行体系上的解构，是有可能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灭毛泽东神话的。
但是邓小平没有那样做。
不做的原因前面已经谈过，为了保持共产党及他本人的专制权力，他对毛的否定只能是部分的，用他的话说叫“三七开”——否定三，肯定七。这样一个比例可以使他从两边各取所需，既能保持住毛的极权政治主体，又能否定毛的“文革”以及对“党内走资派”（包括邓自己）的批判。
不触及极权专制制度根源的“思想解放”，把一切曾经发生的罪恶都推给“左”去承担，“左”成了极权制度的替罪羊，也就成了极权制度的挡箭牌和共产党清洗自身的垃圾桶。一个“左”字，给人传递的内涵不是必然，而是一种选择，是以个人为代表的一条路线。有选择就意味着有别种可能存在，批“左”的误导就在这里——有“左”的路线，也有“正确”路线，所以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于错误路线，只要执行了正确路线，共产党就仍然可以“伟光正”（ 伟大、光荣、正确）。
即使是划给毛错误一边的“三”，也被归结为林彪、“四人帮”的欺骗利用。这样，本来不可分割的一体，被人为地分离成两部分，其在实践中必然产生的恶果被推给非必然的“左”去担当罪名，而其思想中动听的口号和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仍然归于毛。“三七开”割断了二者联系，人民大众因此就不能明白毛的理想与其结果在极权专制结构中的必然相关。当时间使他们淡忘了往昔痛苦的经历，尤其是新的社会现实使他们产生不满之时，他们就会为毛时代和毛思想中那些能够打动他们的部分而产生缅怀，而把发生在那时的灾难视为偶然——只要不再有“左”的路线捣乱，一切就都会很好。甚至当年那些罪恶也已经被长年尘封的黑箱所消隐，留存在记忆中的只剩下一些个别人的小故事。
邓小平在毛的意识形态外壳下继承了专制权力。但却无法掩盖他在经济方面与毛背道而驰的分裂。他采取的方法一是提出一个似是而非、毫无哲学根基的命题——“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发出一个被他自诩为“发明”的思想领域的专制命令——“不争论”。前者是他的“猫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之体现，后者是他的“摸论”（摸石头过河）之延伸。这“猫”、“摸”二论即为“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构成。邓精于解决眼前问题，缺乏长远战略。这或是因为他不屑瞻前顾后，也可能是他缺乏构建体系所需要的哲学意识。他是个不设计的“总设计师”，有一个无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他生前成于此，身后也将败与此。长达二十年的邓小平时代几乎没有思想建设。不立不破，新的意识形态不产生，旧的意识形态就不会让位。仅仅靠淘空过去的意识形态（空壳化）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的。当年的意识形态曾经那样广泛和频繁地自上而下地运动过群众，如果不能成功地将那种意识形态解构，一旦形成相应的社会条件，就不能避免群众用同样的意识形态自下而上地进行自发运动。
1989年天安门运动虽不能认为全部属于这种性质，但肯定有相当的成分。在当时响亮的民主口号之下，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那汹涌海面下的最大潜流。而在六四以后，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邓小平理论”的分裂就更加清楚地摆到中国人民面前。
历史表现出的幽默感，在于它往往制造一些南辕北辙的逻辑和结果。六四之所以成为一个转折点，既不是中共“左”派趁机掌握主导权，使中共回归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也不是民主派期望的借此唤醒人民推翻专制政权，恰恰相反，它的转折却是“左”派从此更加被排挤出中共权力核心，中共在行为上更彻底地与意识形态分离，而中国民众不但没有从此心向民主，反而开始怀念起远比邓小平更为专制的毛泽东。
六四后的中共一度确实有回归意识形态原教旨的迹象，那时的经济改革处于停滞，“左”派借六四得势，民众也的确因为流血与专制政权更加对立。邓小平在那段时间沉默地思考，不管对外说的是什么，他内心深处一定撞击着巨大的痛苦。屠杀自己的人民，对现代世界的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犯了天条，何况他还是一个一生把“为人民”挂在嘴上的老共产党人。面对全世界的指骂，他无法不产生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恐惧。像他那样的人，别的还有什么可求，图的不就是能名垂青史吗？如果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结果，那是视荣誉为生命的他不能容忍的。
因此，他必须为改变即将盖棺的定论最后一博！既然已经发生的不能再改写，他就只能去向世人和历史证明，六四镇压是对的——中国社会从六四镇压得到的是巨大进步！不管这多么不合逻辑，他必须做到这一点。
那证明不能回到毛泽东的老路去找，虽然那肯定可以得到大量理论上的支持，但那属于极左派的专利，回去就是向极左派投降，等于承认以前的改革开放错了。那证明只能是一个确凿的事实——中国经济在六四后要有更上一层楼的一个飞跃。他推动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为世界瞩目，本来就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只有让中国经济在六四后发展更快，他才能在以经济论成败的世界面前挺起胸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是当时果断地采取了“保持稳定的措施”，中国就会乱，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是结论。1992年春天，邓小平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到象征中国新生资本主义的深圳去“南巡”，打破六四后意识形态的冰封，重新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而且比以前更加彻底、广泛和迅速。如果说八十年代邓的经济改革还难免顾忌意识形态，还是半遮半掩地搞资本主义，这一次则是彻底放开，怎么能让经济发展得最快就怎么来，再也不顾及其他约束。对于想亲眼看到证明六四正确的证据摆到世人面前的邓来说，他的高龄已经没有再兜圈子的时间。他仍然让毛泽东意识形态的牌坊立在那，但除了“贞洁”二字留在上面，其他的不贞全都可以在其之下赤裸裸地大操大办。
他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两手硬”地“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另一方面，还必须同时抵挡极左派对实行进一步经济自由化的反击。 他成功地将党内极左派清除出权力核心。从极左派今天只能以“地下万言书” 发表意见的现象看，“左”派落到如此与权力绝缘的地步，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邓小平的这种苦心，终于被他的后任者领会（六四后他们曾一度以“反和平演变”为己任），并且看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是邓小平自身的历史证明，也是他们自身合法性之所在。因为他们的权力既然来自邓，邓的历史地位就是他们的权力基础。他们上台得益于六四，证明六四镇压正确，也就证明了他们上台的合理。在这个利益链上，他们与邓小平是绑在一起的。那些认为邓一死中共就会发生变化的预测忽略了这层关系。六四后的中共已经从过去的信仰集团彻底转变为利益集团，中共领导人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坚持邓的路线，经济上继续推行资本主义，政治上既反“右”又反“左”，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保住他们的权力，而其他任何变化都潜藏着风险。
六四以前，中共几十年历史从来都有“左”的路线，“左”派也始终有代表人物处于权力中心。这使得“左”派一直可以以党内斗争的方式表达自己，以往的“摇摆律”——往复循环地一“左”一“右”——除了是一种内耗，也起到平衡作用（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即是靠此种摇摆获得平衡）。当极左派被彻底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一方面避免了中共路线发生时“左”时“右”的摇摆，表现为政治上的一种稳定，但也同时产生出另外一种危险—— 当“左”派不能再以党内斗争的方式表达自己，其能量就会下移到党外，通过在社会上充当人民代言人的方式进行表达。
而中国的社会不满正是在92年以后开始大幅度地增长。在邓小平推动下迅猛加速的资本主义化导致了大量社会问题，一方面以“致富”为唯一目的的行为受到最大程度放纵，另一方面建立民主法治的制约迟迟不能推上日程，这种失衡关系必然大大促进权钱交易、官场腐败及社会不公的程度。六四前全体中国人从改革受益的状况不再，改革成本开始支付，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受到绝对值上的损害，尤其是当年的“领导阶级”——工人逐步沦为最失落的阶级。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就是在92年后的“改革”高潮中开始流行的。不死的毛重新回到人们心中，成为底层社会表达不满的理论根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人们不再去记得过去时代的政治压力和普遍贫穷，而是为今天所失而去怀念那个时代的对应物——社会平等、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以及社会的相对廉洁等……。时间距离使那些幻象被美化，人们宁愿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在这种情况下，下移的“左”派正好可以给这种思潮提供思想指导，“左”派的能量因而得以通过民间放大。这其中蕴涵的威胁不仅在于“左”派可以不断从理论上向中共当局发起挑战，更大的危险还在于他们所具有的领袖条件和政治经验，一旦与广泛的社会不满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掀起动乱式的社会运动。
◎空壳意识形态下的专制权力与腐败
不仅是中国社会保持稳定需要意识形态支持，执政集团自身更需要靠意识形态进行凝聚。今天中国看似稳定，然而邓小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的空壳化，本身就是一种危机。不错，只要能给社会各阶层不断提供利益，有没有意识形态支持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不能继续提供利益时，再靠什么保持社会稳定？——那就只剩下强力。
强力是什么？首先是强力机器的“内部人”，他们靠有效的组织和对武器的垄断，才能以镇压之力维护对社会的治理和稳定。那么，能够镇压的前提首先在于权力集团内部的稳定，只有当“内部人”保持忠诚并效力之时，权力才具备可以用来稳定社会的强力。
而“内部人”的忠诚靠什么维系？显然，意识形态是最有效的因素。具有信仰性质的意识形态可以造就高度的意志统一、形成坚强的信心和维持强大的团结、以及产生敢于牺牲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这些品质对一个政治集团来说，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乃至无往而不胜的基础。当年的中共曾在这方面登峰造极。然而今非昔比，今天它已经丧失了这种资源。
对这种丧失，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空壳化起了重大作用。邓把“实践”奉为唯一标准所导致的挂羊头卖狗肉，对于回避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固然聪明一时，却由此腐蚀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础──真诚。“不争论”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国官场一大特色——集体心照不宣地“打左灯向右转”。犬儒主义成了主流价值观，“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把戏被当作公开的游戏规则。官员们两副面孔毫无障碍地轻松转换，普遍风气则是把任何对信仰的真诚和对理论的认真都视为可笑。
丧失了意识形态的维系，还能靠什么保证“内部人”的忠诚和效力呢？——只剩下利益。在不能让社会普遍得利的时候，需要倚重强力稳定社会，这时就要给“内部人”足够的利益，才能换取强力机器的效忠。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又陷入与其“天道”矛盾的一个困境。虽然它的意识形态已被化作空壳，但仍然是一直被它挂在口头的原则——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官员是人民公仆，那么它若给其“内部人”太明显的利益，如何能与“人民公仆”或“奉献”一类的宣称相一致呢？何况随着统治机器规模越来越大，它的财政也不堪重负，所以表面上，中共并没有直接给其“内部人”太多超乎寻常的利益，官员们的工资也不比普通劳动者多多少。
那么什么是维系忠诚的利益呢？不难想到的就是腐败。“内部人”之所以保持效忠，吸引他们的不在于那点工资，而是附加在其权力之上的利益。那往往是工资的百倍甚至千倍。那些利益有合法的（符合规定的各种待遇），有非法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部分，但总之都是权力带给他们的。不奇怪，官员首先是人，当整个社会都使用“私”的机制时，唯独要求官员“一心为公”，逻辑上是不通的。然而失去意识形态的自觉约束，却没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约束，官员队伍就不可能不腐败。
尽管中共高层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所抓案件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是中共有史以来空前的。但是极权制度下的反腐败全靠自上而下地推动，只能是以少制多的局面，因此无法最终奏效。当年朱元璋“剥皮实草”的暴烈远超过今天惩治腐败的“力度”，何尝又阻止了明朝成为最腐败的王朝之一呢？
何况这种反腐败只能是有限度的。原因在于，既然必须用利益去“羁縻”失去了意识形态凝聚的“内部人”，如果不让他们得到利益，他们凭什么效忠就成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真做到彻底杜绝了官场腐败，结果必然是凡智商超过40者全都会去别处寻找私利，统治者将无人可用。这一点是失去了信仰凝聚力的统治集团之所以不能真正消灭腐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腐败失去民心，这是当前中共高层对腐败的主要担忧所在。其实，除此还有另一个至少值得同样担忧的后果，即腐败会导致政权的“内卷化”。这个数学上的术语形容这样一种情况：政权面对不断增强的社会压力需要增强控制力，控制力的增强靠扩大政权机器，然而由于组成政权机器的“内部人”腐败谋私，扩大政权机器并不能成正比地增加控制力，大部分用于扩大政权机器的支出将被新增加的腐败吞食（目前所谓“费大于税”的问题即是“内卷化”之典型现象），新增加的人相当于又在政权内部增加蛀虫，因此扩大政权机器获得的控制力，很大部分都要耗在新增加的腐败所引起的新问题上。
如果说从失民心的角度还只能在理论上描述腐败瓦解政权的趋势，更多是道义上的定性，而不能进行定量分析，“内卷化”却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腐败一定会瓦解政权。“内卷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边际效益递减过程，达到一定时候，扩大政权机器对加强控制力的效益越来越小，最终会使政权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引起财政破产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而那时社会不稳定因素若还在继续增加，政权瓦解就可想而知地成为必然。
执政集团内部丧失意识形态忠诚和信仰，还会产生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内部人”唯利是图导致的投机。在尚有利益之时，政权看似铁板一块，一旦有一天利益消失或转移，就可能顷刻间众叛亲离。这一点，前苏联和东欧那些一夜变成共产党掘墓人的前共产党高官，早已给世人做出了生动表演。
◎“经济文化大革命”
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绕不过去的“深水区”，“猫”、“摸”方式埋设的隐患开始浮出表面，前面占的“便宜”都要开始偿付代价。其中，国有企事业职工下岗和丧失社会保障成了最突出的问题。对中国社会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
有社会学家认为，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相当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具有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相近的特点——收入可靠，生活稳定，生老病死都有保障，并且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这种中产阶级构成社会的主要稳定力量。毛泽东时代之所以稳定，当时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事业职工构成了主要基础。
然而今天，这个“中产阶级”在中国已经沦落。国有企事业职工失去了以往的优越之处。他们中间很多人收入低下，饭碗朝不保夕，生老病死失去保障，对今天社会的主流价值也不再认同。同时却没有产生一个具有足够规模的新中产阶级取而代之，少数市场经济的成功者和比例极小的白领贵族在数量上却远远承担不起稳定社会的功能，因而等于中国社会失去了保持稳定的基础。
一方面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原有中产阶级沦落，而新的中产阶级远未形成，这一对比从侧面说明了改革以来社会分配存在的不公——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都被少数暴富者所攫取。这一点，凡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应十分清楚。
造成少数人暴富的机制初始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却会走向反面，成为限制经济继续发展的因素。多数人收入低下使社会消费力萎缩，导致市场萧条、开工不足，企业进一步亏损、更多职工失业下岗、“绝望者阶层”不断扩大、绝对贫困也随之蔓延，不幸的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循环。
伴随着自身地位下降和前途失去保证，国有企事业职工的心理失衡也与日俱增。对比权钱合污的腐败和国有资产被瓜分，很容易使他们回想起毛泽东的论断和那些当年熟悉的术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新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派还在走”……似乎在今天都已是活生生的现实。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专制程度虽然远高于邓小平以后的中共，但毛出于其改造社会的理想，给群众对官员表达不满和进行监督设置了日常渠道。如果说“反潮流”或“造反有理”还属于抽象鼓励，“七八年搞一次运动”的允诺也有点鞭长莫及，“大字报”却是以宪法给予保证的权利。虽然那顶多算是小范围的言论自由，却因为随时可以被每一个人运用，由此而对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构成了相当的威慑。以至在那时的绝对极权甚至高度恐怖的大局之中，群众的确可以在局部对官员行为进行颇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历使中共官僚集团在毛死后立刻采取措施，一方面推行程序化、制度化等“党内民主”，防止再出现党的领袖超越党的机构直接发动群众整肃党自身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废除毛泽东给群众设置的那些渠道，邓小平上台不久就修改宪法取消“四大”等群众权利，群众被重新归位于权力金字塔的底层。
当然，今日中国人获得的自由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进步主要来自于阶级斗争被放弃。中共官僚集团文革中在阶级斗争名义下受到广泛冲击，这使他们从过去专门用阶级斗争整人变得从此厌恶阶级斗争。而一旦“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不再笼罩社会头顶，政治就失去了在人民日常生活中赖以存身的位置，恐怖也就没有了针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手段，这是中国社会之所以变得自由宽松的根本原因。
然而今日劳动群众绝对不被允许“犯上”，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一点，宽松立刻就不存在，并且要动用强力机器进行镇压。因此群众虽然从阶级斗争的被放弃上获得了日常自由，但既然是以否定阶级斗争的方式取消了他们的“领导阶级”地位和对“当权派”进行监督制约的权力，他们反而会认为阶级斗争正是当年他们曾经拥有的政治权利，是他们今天所能想到的唯一可以用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武器。这种事过境迁使得过去受阶级斗争之苦最多的群众，今天反而有了再进行阶级斗争的冲动。
这应该成为一种提醒，堵塞群众表达不满的渠道，并不能消除不满。如同把锅炉的所有出口焊死，最终结果只有爆炸一样。当群众的不满无法通过程序化的方式得到解决时，出路就只剩下造反。而对造反而言，那是再没有比毛泽东思想更为合适的意识形态了。其对造反的动员、具体方法及指导纲领，又恰恰都是这一代中国人普遍熟知、亲身经历并且目前又重新开始怀念的。今天，在新意识形态阙如的情况下，什么能够成为凝聚社会不满的旗帜，成为当今群众的政治共识——不幸，只有一个毛泽东思想。
从目前看，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危机，十有八九将是在经济领域发端，并且很可能以金融危机为先导。那时，一旦危机使多数社会成员的财富变成废纸，生活陷入无着，人们那时的反应将不仅只限于挤提存款或抢购用品，很可能就会祭起毛泽东思想进行清算！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从来都被告之，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在这种堂而皇之的前提下，他们多年只被付与极低的工资，其劳动成果的主要部分都被转化为国有资产——那是他们自己的资产，至少在理论上他们这样相信，因此他们的生活稳定、房子、医疗、养老以及相应的福利，也都应该由国有资产支付和保证。这种合理性就像把自己的钱存进银行到期后再提取一样。然而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旗号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被告之，以前是国家养活你们，并且用大锅饭惯坏了你们，现在改革了，你们从此得自己养活自己，国家也再不承担过去许诺的保障了。当职工痛切地感受被抛弃的同时，国有资产却在同时被挥霍瓜分。如果职工们的生活还能有起码的安全，他们对这种现象可能仅会停留于口头抱怨，然而当基本稳定和起码安全也丧失的时候，全部积累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就可能一块爆发。
可以想象，一个合理的思路就是人们将要求在国有资产中得到自己该有的份额，作为应付危机的资源和未来生活的保证。那无论是以私有化的方式，还是以建立保障基金的方式，或者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负担方式，都需要对国有资产有一个重新核算。如果上面不进行这种核算或者其核算不被群众信任，各企业的职工完全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核算自己的企业，甚至在这个旗号下对企业进行接管。可想而知，只要是脱离了黑箱的核算，立刻就会昭然——所谓的国有资产只剩下了一个空壳，早已经被淘空。其实不必核算也看得很清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是这种结果。
那时会怎么办？对重新举起毛泽东意识形态的群众而言，最为顺理成章不就是早已耳熟能详的老办法——剥夺剥夺者！
“反腐败”将成为最初的启动，对这种义正词严的要求，没有什么理由敢于和能够进行阻挡。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很可能自发组成形形色色的“接管”组织，解决本地本单位国有资产（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资产）流失的问题。不用再详细设想运动会怎么发展，凡是了解群众运动的人都不难立刻在脑海展现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一旦重新被举为旗帜，在那旗帜下凝聚起来的群众运动，其走向只可能是造反、批斗、哄抢、群众专政、红色恐怖……把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内容换成经济内容（当然也会延伸到政治），那将是一场重演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文化大革命”。
而到底谁是应该被剥夺的剥夺者呢？那也将跟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不会分出青红皂白的。当年的意识形态早就提供了这样分明的逻辑——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是有钱人，钱就肯定来得不干净，不是靠腐败，就是靠瓜分国有资产！最终结果将是再一次穷人对全体富人的剥夺；刚在中国发育的企业家阶层会就此铲除一净；而各级官员（用老百姓的话说“哪个屁股上都有一堆尾巴”）也将大部分被打成“腐败份子”、“新生资产阶级的庇护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温文化大革命被批斗、打倒和群众专政的滋味。
这种清算会迅速波及到中国社会其他阶层，与农村基层政权一直尖锐对立的农民会在失控状态下发泄他们长期积累的不满，报复自身受到的迫害，清算干部对集体财产的贪污和挥霍，进而可能波及到“先富起来”的群体，当年“土改”斗杀地主的方式有可能再现，“痞子运动好得很”的造反精神也将再次横行乡里。
毛泽东哲学中的破坏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对旧社会可以进行有效破坏，但对新社会却少有建设意义。利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框架，即使仅仅只为反腐败和反不公，走下去的步骤也必然会重现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其他事物——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大民主、反西方等，都会一环扣一环地再现。那无疑将是中国又一次劫难，因为即使毛的一套在中国还有思想基础，却已经没有可以令它全套体系再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再靠它实现社会稳定，因此结果只能是持续地混乱。
回归毛的意识形态将是中国的灾难，那么继续固守其意识形态空壳之不智也就十分清楚。也许那从执政便利的角度可能还有用，问题却在于尽管只剩空壳，却一样可以被群众当作旗帜，并且成为他们以虚幻检验现实的尺子，所以这种护符之便利是以饮鸩止渴之隐患为代价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自上而下地进行煽动和放纵，群众从来都不会是乐于“造反”的，往往是走投无路才被逼到那一步。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从来是群众自身，能够避免群众运动本身就是群众的最大受益。从这一点出发，通过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给群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使他们能够参与选择并对权势集团进行监督，就应该能够避免“经济文化大革命”那种可怕前景。人类社会创造出的民主法治之现代文明，已经具有使中国从“造反”老路上解脱的可能，不需要非让中国民众再度回归毛泽东式的“大民主”。
中共现高层虽然已经远离毛泽东的精神实质，但仍本能地对毛泽东保持着同一血缘的不设防心态，而将西方民主视为主要威胁。中共六四后把事件根源归罪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形象的战略。它在这方面做的相当成功，苏东转型后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帮了忙，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也起了作用。中国民众本来对民主就不甚了了，很容易被“民主－动乱”一体论所迷惑，从而为了“生存权”宁愿放弃“民主”。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进一步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已不像八十年代那样被排挤在外，有了分一杯羹的可能。当年他们对民主的追求有相当成分是因为没有从改革受益，现在很多人则放弃了八十年代的激进立场，开始唱革命有害论和民主过早论的调子。
然而，中共将民众从民主之路引开并促使其产生反西方（包括西方民主制度）情绪和对异议人士（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厌恶，却不能同时消除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也没有使民众成为它自己的同盟，而这时，别无选择的民众就只能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在民主和现政权之外仅存的毛泽东，并且以毛泽东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
中共应该明白，当年天安门运动时群众一方的极端和激烈并不是出自民主，恰恰是出自毛泽东。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渗透在中国广大民众的血液里，成为集体无意识，随时都可能暴烈地发作。民主却被千年专制与中国民众隔绝得太远。天安门运动打着民主旗号，民主因素在其中却只如凤毛麟角。仔细分析，找出六四时那些真正属于民主的因素，会看到它们无一不是在呼吁理智、妥协与尊重法律的。如果从天安门运动中看到危险和感到恐惧的话，应该做的绝不是消灭民主，相反，更应该是用民主去消灭毛泽东。那才是中国的真正福音。
对今日中国，重归毛泽东远比从事政治改革更为可怕。改革毕竟是理性的、宽容的、尊重法律和具有秩序的。在这方面，中国的上层阶级和精英阶层尤其应看到主动进行政治变革将给他们带来的安全和稳定。民主制度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法治原则、民意表达的程序化过程等，亦同时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不错，民主和法治将不再允许一党专政，但是它同样不允许群众专政，而对当今中国上层阶级来讲，总有一天群众专政的威胁要大于一党专政对他们的保护。可以说，只有中国向民主与法治社会尽早地自觉转型，才能使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免于遭受“经济文革”的疾风暴雨。
当然，这里所说的民主主要指其理念和精神，并非狭义理解的照搬西方制度。在中国实现民主理想，不是照搬西方就能遂愿的，必须找到适合中国的方法——那正是政治改革的任务之一，而且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甚至没有开始），就更应该争分夺秒。
历史是不等人的。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