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 译于1993．3
平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
（美〕戈尔
生命不断地运动和变化，我们从太阳、土地、水和空气结成的果实中汲取能量，不停地增长和创造，毁灭和死亡，养育和结合。当我们变化时，这世界也随之而变。人类社会日益扩大和复杂，向自然界的索取也越来越多。每天，我们都更深一些地进入地球的仓库，取出更多的资源满足我们的需求，同时也在制造着更多的浪费。变化导致变化，直至变化的惯性使整个地球加速趋向一种无法把握的变异。
由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Per Bak和Kan Chen提出的一种叫做“自组织临界”（self一organized criticality）的理论，初看似乎有些复杂，但我想对于说明导致我们个人生活及这个大千世界各种变化的动力，它可提供许多启发。
BBk和Chen开始从事这项研究的对象仅是简单的沙子。他们一粒一粒让沙子落在桌上，形成逐渐增高的一小堆。他们非常仔细地观察整个过程，井借助慢速录象和计算机模仿，精确地计算每在沙堆顶部落置一粒沙子时，会引起沙堆上多少颗沙粒移动。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一粒新落下的沙粒就可能触发小规模的坍塌，个别时候，还可能触发较大规模的坍塌。不管坍塌的规模大小，导致每次坍塌的潜能是随着每落下一粒沙粒产生的碰撞而缓慢积累增长的。沙堆结构微小的不断改变使整体结构逐步变得脆弱，最终产生较大的变化。
以直观看，多数落在沙堆上的沙粒只连带少数几个别的沙粒移动，对沙堆整体的影响很小。它们的深层影响并不显现，只是在形成着将来的或大或小变化的可能性，决定沙堆以后发生什么。令人惊奇的是，每落一粒新沙粒所连带移动的沙粒数量，与沙堆终会以何种规模坍塌，二者之间有一种严密的数学关系。
然而，一颗新落的沙粒能引发沙堆这种可预测的“回应”（pre一dlctableresponse），只有在沙堆达到一种被称为；临界（critical）的状态时才会出现。在那种下，沙堆内的每一沙粒与沙堆内的其他沙粒都处于或直接或间接的一体性接触（physical contact）中（这一类型的沙堆没有平衡的可能）。一旦倾落足够的沙粒形成一个沙堆，并且在所有的沙粒之间出现了一体性接触，每一颗新落下的沙粒都会产生由级联碰撞（impact cascading）造成的“力回波”（force echoes），其尽管微细，却能贯穿沙堆整体，把它的碰撞传递给沙堆内的所有沙粒，导致一些沙粒改变位置，并导致沙堆整体性的连锁改变或重组合。在那种状态下，沙堆能“记住”每一颗落于其上的沙粒的碰撞，存贮沙堆内所有沙粒彼此的关系和物理位置的全息记忆，以及沙堆自身确切的三维形状。
作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比照，沙堆理论（即“自组织；陶界”）可以帮助解释人的内心世界的发展。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有独特之处，受外部事件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这种独特的内心世界的形成与沙堆的形成类似，一旦发展到饱和程度，就达到人格的临界状态。那时，任何一点新经验的加入都会产生遍及整体的影响；有些影响是直接的，同步发生，有些则是间接的，会对将来的变化起作用。当已经达到了临界状态一一一般是在中年，一个人继续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经验之“沙”，似乎“沙堆”还可以继续增高，其实那种不稳定的结构已使人很容易在接瞳而至的连锁变化中遭受打击。在心理学术语中，这种现象被叫做“中年变化”（midli止change），即一种感情的崩溃，可以致使人对众多细小复杂之变化进行长期积累与结合的能力的瓦解。这种瓦解有可能被一个单一的伤害性事件所触发，而且可能在事件之后持续地保持。这种人格；临界状态的持续，就如同倾落新沙可以使沙堆的圆锥体增大，却不会改变沙堆结构的饱和一样。
B8k和Chen这样给他们的沙堆做结论：“一个亚临界（subCritical）堆将一直增长到临界（critlcal）状态。如果斜面大于临界值即为超临界（supercriti一cal）状态，那时发生的坍塌将比在临界状态发生的坍塌大得多。一个超临界堆将一直坍塌到；陶界状态为止。亚临界堆和超临界堆都会自然地趋向临界状态。”
我被这个理论打动的理由之一是它帮助我懂得了我自己生活中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挺过了我儿子那场可怕的事故及其余波。经历了儿子的濒死，还有刚刚在那之前积累在一起的其他几个变化，我觉得我的生活进入了如Bak和Chen所说的那种超临界。一连串痛苦的经历堆积起来，变化沿着我的生活的斜面连锁地滚落，将我置于比我过去自以为是的成熟远为更深沉的境地。现在，我已能更清楚地展望我自己的将来，以及我将在这世上所做的工作。
据说是心理学家Erik Erikson首先对人类经验生活的发展阶段进行了证明和描述。他指出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往往伴随着危机，那些危机有时是需要的，它们能使人不至于劲着在难以解决的冲突中，从而防止冲突进一步加剧。在我尚未成熟的早年阶段一一那时心理学还把发现和界定人的内在的“统一”当作主要任务一一我有幸在Erikson教授门下学习。现在，人到中年，我已进入以Erikson所称的“创造”（generativity ）阶段。按Erikson和他的追随者的说法，大多数人在生命的这个阶段，都愿意投身集体性的工作，并期待与他人相互信任。人在这时有能力关照他人，担负着抚养和教育下一代的职责。这是人的生命最丰饶的阶段，“创造”之最基本的体现，便是对未来贡献多产的果实。
上述两例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地球关系的现实状态呢？也许可以说，人类文明的亚临界状态已经过去，并已在近代进入一体化的成熟形态一一即所称的世界部落或全球村。然而，我们这个物种是否也同样面；陶“中年”可能发生的危机呢？那些引人注目的、不断积累着的变化一一文化与社会滑坡、家庭制度解体、价值观消亡一一预示着发生坍塌的可能，不能不使我们对未来日益感到忧虑。任何一个局部的行为都会连锁反射，波及于整个世界，但同时我们似乎又无法在彼此之间的分割与断裂之上架通桥梁。我们的文明是否正在不同的国家、民族、种族和政治体系之间的斗争中进退维谷？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影响环境的能力，我们是否也能成熟到足以把地球当作一个整体来照料？或者人类仍然只停留在卤莽的毛头小伙的阶段，不知分寸，也不知道控制自己的欲望？我们是否正处在文明序列上一个新时代的边缘，那个时代中的每一代人都不能只关注自己，而必须关注未来的所有人类？毕竟，当前关于：‘持续发展”的讨论已其成为长期的考虑呢？
回答这些问题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正在发生的变化尚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明朗，这种变化对文明和人类与地球关系的影响也正在不确定的发展过程之中。回到沙堆的例子，Bak和Chen所谈的一点，说明预报（甚至弄懂）处于临界状态的系统的大规模变化是很复杂的。他们这样说：“如果观察者只研究沙堆的特定一点，确定那一点的机械性结构及可能导致的沙粒位移并不难，甚至能够预报那一点是否即将发生坍塌。而观察扩展到较大范围的局部，是否会发生相应的大规模的坍塌却无法预报，因为那将是整体的沙堆长期积累的和效应所导致的结果。可以说，临界是沙堆中所有沙粒结为一体的状态，局部的动力已无关紧要，坍塌的发生将是持续的，各个局部的发生概率都相似，并且是不可改变的。”
臭氧空洞是证明上述结论的一个例子，它体现了一个不能预报的全球性结果。人类文明在大气中逐步积累起危险的化学气体，臭氧被其耗尽的趋势是能够预料的，但是在南极洲上空出现臭氧几乎全部耗尽的“坍塌”，却来得十分令人惊讶。而在其后，我们仍然在释放更大量的相同气体，尽管不能预报具体时间，但可以确信更多类似的“坍塌”还会继续发生。还有更大的、也更为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温室气体送入大气，气候出现了人工制造的升温，我们若是继续把“沙堆”堆得更陡更大，气候类型变化的“坍塌”就一定会发生，而且会长期地影响地球。再进一步设想，如果几种不同的大规模“坍塌”同时发生，组合在一起，那就很可能形成人类难以应付的大灾难。
文明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构成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威胁，同时也是对文明自身的严重威胁。每十年增加十亿人口，这种人口爆炸把世界文明推入超；防界状态，使人类社会极易发生由不可预测的变化而导致的大“坍塌”。如Erikson所说：“物种毁灭的可能性是创造物种之伦理的必要前提。”为了避免危险变成事实，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寻找出路，从而使人类尽早进入一个能够进行成熟的自我控制的全新发展阶段。
当我们思考类似全球环境危机那样的问题时，很容易感到被淹没，产生全然无能为力的感觉。但是我们一定要抵抗这种感觉，因为只有每个个体都担负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危机才能够得到解决。我们每个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分头去做一一教育我们自己和他人；将每人自己用的和所浪费的资源减到最小；或者通过更积极的政治活动去促进变化；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重新定位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并要我们每个人都以最为虔诚之心，去实现那种新型关系。我们将由此对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重新认知什么是真实的，以及什么才切实可靠。
对于一直为生命赋予目标意识并为之奋斗的人类来讲，二十世纪实在算不得如意。两次世界大战、大规模的毁灭、核武器的发明以及目前的全球环境危机，使人惊奇生存一一更不必说文明、欢乐和有希望地生活一一竟如何可能？我们沉溺于工业文明的诱人技术与工具之中，彼此日益从根上切断联系。人们只关注自我，狭窄的分界使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同时却又加强着潜藏于文明和社会整体之内的无序而难以把握的互动影响。我们受惑于动人的幻象而忘记对真理的探索，我们以为即使毁灭来临，那些幻象也能使我们化险为夷。然而这种自我蒙蔽并不能持久，终有一大我们会看到曾经信以为真的生活真理离我们远去。这种自我蒙蔽已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它本身就已是我们面临的总体危机中的一部分。几年来我全心的寻找关于我自己和我的生活的真理。许多我所认识的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在问：“我们是谁？什么是我们的目的？”这种终极关怀在每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中都被重新提出，从伊斯兰教到犹太教，从印度教到基督教；新精神运动，各种思想观念以及各种形式的仪式，“新时代”（New Age）教义的流行和当前世界性的从文化根源阐释神话传说的热潮，这些都在证明着现代文明确实存在着精神上的危机。那危机正是由于文明缺失了内核，失去了宏观上的精神目标。
也许因为我对自身生命的思考与对拯救全球环境的研究同步地取得进展，使我产生“内在生态”（inner ecology）的意识，并确信“内在生态”同样需要在所处的环境中保持一种平衡关系。例如，人局限于太过专一的视野里，便会导致与世界的隔绝，使人不能享用只有在与他人发生关系中才能产生的精神养分；但同时，人又往往过多地注意他人态度而忽视自己内心深处的判断，从而把自己变成自己的陌生人。关键在于平衡——思与行的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平衡，爱我们不可思议的文明同时也必须爱自然，这就是我在自己生活中所寻求的平衡。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能够真正摆脱所有那些积重难反的陋习与成规，脱离诱惑我们抛弃信任与忠诚、如策马狂欢一样的精神混乱，而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如果一个人能够自己把握人生的道路——我认为能——我确信出发点只能是信仰。在我看来，信仰好比一个精神的陀螺，它在自身的圆周内旋转，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能保持稳定的和谐。当然，信仰只是一个词，除非它被赋予个人意义。我自己的信仰根植于坚定地相信上帝是造物主和供养者，个体与基督之间被深刻阐述的关联，以及知晓在所有的人、生活和事物中，都存在着一种圣洁而永恒的精神。我认为人的信仰在文明还处于蒙昧状态时就已显露出来（那正说明这世上存在着一种天启之力）：即人们将信任和决定全盘交给一个比人更宏大的精神体——这正是信仰的本质。信仰能够使我们选择方向，获得意义，而远离混饨与盲目的冲动。
我还相信——为我们所有的人相信——在伦理的选择上，即便面临选择的事情很小，所做的选择最终导致的影响却一样很大。这一点常常是不太被人注意和理解的。在我们的全部选择中——无论多么微小的选择，只要有意识地、执著地努力去遵循原则，就足以成为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贡献。同样，如果对小的选择采取缺乏道德与自制的态度，面对大的选择，也会一样地放任自流。不管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政治决定上，我们都应毫不推倭地坚持道德准则，抵制精神堕落，对他人忠诚，为我们的全部所作所为承担责任——无论那是个人做的还是集体做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道德是一体的（Virtue is one thing）。”好比同一个陀螺，如果它不是整体的平衡，便只能是整体的失衡，道德也不可能让你因事而择。
就文明总体而言，重新修复人类与地球之间已经失去的平衡，信仰的作用是最根本的，只有信仰才能使人类获得未来。我们或者是为获得那未来去坚定而努力地奋斗，或者是执迷不悟，为享乐眼前而毁掉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这个选择要由我们现在就做；须知，地球自身总是会平衡的，人类如果不主动成为其平衡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不可抗拒的地球之平衡，就会通过淘汰人类去实现。
摘自AlGore ：EARTHINTHEBALARCE
王力雄 译于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