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
王力雄
达赖喇嘛的代表和北京接触,能不能取得重大突破?这无疑是达赖喇嘛和很多藏人的希望,但是回顾历史,会看到这种希望是没有希望的。
北京治藏最为开明和宽松的时期,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改革初期。那时邓小平是把西藏作为对外开放的礼物。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作为邓路线的执行人,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力图消除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的破坏,出台了一系列对西藏拨乱反正的政策,并且亲自前往西藏推行治藏新政。
但是胡对西藏实行的新政,无论其他方面有什么突破,却不会放弃中共对西藏权力的控制。这从他在1981年给嘉乐顿珠开出的条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胡当时的表态是,达赖喇嘛回中国,中共可以给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位,生活上也维持1959年前的待遇不变,但是达赖喇嘛不能回西藏,也不能兼任西藏的职务。本来,达赖喇嘛回西藏应该是西藏自治最基本的权力,胡耀邦不由分说就剥夺了这种权力,可以看出他不会给西藏真正的自治。
胡的突破是在文革结束后,整个中国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做出的,其实他并没有深入思考民族问题,也并不懂得民族问题。一旦发现结果是民族地区出现了对中共权力的挑战,胡自己就开始往回收。新政很快中止,他本人也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下台。反对他的人抨击他在民族政策上“捅了大乱子”,他被蔑称为“胡乱邦”。
胡耀邦的突破是一个例外。可以确信,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变,北京再无可能重现那种突破。对比当时西藏的中共书记可以身着藏装公开参加宗教大法会,今天西藏的中共书记却对外国媒体痛骂达赖喇嘛是“人面兽心的恶魔”,不难想到,连胡耀邦都不肯让达赖喇嘛回西藏,怎么能指望今天的北京允许西藏高度自治呢?
的确,北京即使再温和,也不可能超过胡耀邦的新政,再强硬也不会超过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而在这温和与强硬两极之间,进行过的所有尝试都没有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因此北京已经再找不到新思路。对它而言,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在这种背景下,指望会谈可以产生突破,只能是不切实际的。
2008年10月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