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
王力雄
达赖喇嘛的代表和北京接触，能不能取得重大突破？这无疑是达赖喇嘛和很多藏人的希望，但是回顾历史，会看到这种希望是没有希望的。
北京治藏最为开明和宽松的时期，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改革初期。那时邓小平是把西藏作为对外开放的礼物。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作为邓路线的执行人，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力图消除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的破坏，出台了一系列对西藏拨乱反正的政策，并且亲自前往西藏推行治藏新政。
但是胡对西藏实行的新政，无论其他方面有什么突破，却不会放弃中共对西藏权力的控制。这从他在1981年给嘉乐顿珠开出的条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胡当时的表态是，达赖喇嘛回中国，中共可以给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位，生活上也维持1959年前的待遇不变，但是达赖喇嘛不能回西藏，也不能兼任西藏的职务。本来，达赖喇嘛回西藏应该是西藏自治最基本的权力，胡耀邦不由分说就剥夺了这种权力，可以看出他不会给西藏真正的自治。
胡的突破是在文革结束后，整个中国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做出的，其实他并没有深入思考民族问题，也并不懂得民族问题。一旦发现结果是民族地区出现了对中共权力的挑战，胡自己就开始往回收。新政很快中止，他本人也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下台。反对他的人抨击他在民族政策上“捅了大乱子”，他被蔑称为“胡乱邦”。
胡耀邦的突破是一个例外。可以确信，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变，北京再无可能重现那种突破。对比当时西藏的中共书记可以身着藏装公开参加宗教大法会，今天西藏的中共书记却对外国媒体痛骂达赖喇嘛是“人面兽心的恶魔”，不难想到，连胡耀邦都不肯让达赖喇嘛回西藏，怎么能指望今天的北京允许西藏高度自治呢？
的确，北京即使再温和，也不可能超过胡耀邦的新政，再强硬也不会超过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而在这温和与强硬两极之间，进行过的所有尝试都没有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因此北京已经再找不到新思路。对它而言，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在这种背景下，指望会谈可以产生突破，只能是不切实际的。
2008年10月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