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
王力雄
开展民间交流有很多困难。首先专制社会的特点是垄断沟通，对体制外的交流与串联总是强力压制。尤其是有效的交流离不开组织化，这对专制权力恰恰是最大忌讳，绝不允许。
二是专制当局把民族主义当作手段，往往起到在不同民族之间挑拨关系的作用。虽然民族关系恶化大半是专制政治的结果，但是一旦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当局做出保护汉人的姿态，可能导致汉人的“斯德哥尔摩症”——那源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次绑架案，由于绑匪对被绑架的人质表现出关心，使得人质最终对绑匪产生了好感甚至感情。这种现象被社会学家称为“斯德哥尔摩症”。本来同为专制制度受害者的汉人，由于指望专制当局的保护，反而变成了当局的同盟，造成民族间更加对立。
三是有些藏人对汉人整体仇视的情绪，也使沟通变得困难。虽然达赖喇嘛一直表示信任中国人民，要求藏人与汉人交朋友，但是我算得上与西藏关系最近的汉人了，作为西藏的女婿，应西藏笔会的邀请到达兰萨拉与西藏作家进行座谈，尚且会受到激烈抗议，被扣上8顶大帽子，可想其他汉人的情况。类似我这样的遭遇反过来又会影响其他汉人，会进一步加深隔阂。
四是对话方式很重要。过去的交流渠道由官方控制，现在有了网络，境内外藏人和汉人都能利用网络发出声音，照理说应该有助于双方交流。然而事实上，去年3月后网上关于西藏的言论增加了很多，却没有使双方接近，反而使得双方距离扩大。这应该是一种提醒，网络并非必然有利交流，如果不能找到合适的利用方式，甚至有害。
所谓交流，顾名思义就不仅是说，还得听，了解对方想什么，为什么。今天的网络说的人多，声音嘈杂一片，反而难以听到对方，变成自说自话。人面对过量的信息时，只能靠自己筛选，结果选来的信息都是符合自己想法的，也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印证。对与自己不同的观念则简单地标签化，结果进一步促成分裂，形成对立的阵营
要搞清所谓民间到底是什么？那不是具体的人和团体可以代表的，必须是以随机的方式聚集、以民主的方式运转的多元群体，才有代表民间的资格。如何形成那种多元群体，如何让沉默的多数发出声音，是在打破交流的障碍之外，实现民间交流的另一个关键。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