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
王力雄
过去在讨论民族问题的场合，我总是试图说服民族朋友，中国各民族的苦难根源是在专制制度，汉族也一样受压迫，因此改善处境不是民族之间相互斗争，而是团结起来改变政治制度。但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西藏、新疆等地，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当地民族所受的压迫明显超过汉族，而汉人与政府结成了压迫当地民族的同盟。
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如果只是政治压迫，只要能改变政治，压迫就可以解除，不同民族仍然可以在一起建设新社会。而若少数民族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就变成了非得以民族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对中国的政治转型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政治转型将不仅不会使民族矛盾减少，反而会使少数民族借转型期的国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独立。那一方面会缩小中国民主力量的发言权和活动空间，给法西斯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提供土壤，另一方面则会造成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甚至仇杀。
不幸的是，中国的民族状况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中共把民族主义当作蛊惑和煽动的精神工具，的确起到了把民族地区的汉人拉在中共一边的作用，但同时也把当地民族推到了敌对一边。那种敌对不仅只是针对中共政权，也同时针对着整个汉民族。
中国千年的权术文化在中共一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表演椅子杂技的场面——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的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虽然今日中共已经把椅子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然而平衡不会无限维持，椅子也不可能无限架高，总会有一个时刻一下垮掉，而且架得越高，垮得越狠。
与玩弄权术的水平相反，中共的人文水平却相当低下。在其执政的半个多世纪，人文传承被割断，人文教育置于边缘。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半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依仗的只有权力与镇压。人文精神的缺失使中共难以面对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方面的问题，往往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眼前事件，采取饮鸩止渴的手段。民族问题首先是一种人文问题，需要靠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族问题走入死胡同不但有必然性，而且未来也难以指望能有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是可以召之即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