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四”看——
中国的社会理性之两难困境
第九期《民主中国》刊登的文章“民主——中国的梦”是我在一九九一年“六四”前后写成的 当时主要是为了总结思考牎＞哦辍傲摹 又一次做了比较集中的思考 并对文章做了较大的修改。其后看到《民主中国》刊登的文章(加之编者做了较大删节, 感到与我现在的认识已经颇有差距。此文是我将新修改的文章中所加部分单独抽出整理而成, 希望由此能将我对“六四”的思考更准确地传达给读者。
一、区分一场社会运动是否理性的标准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判断, 能称为理性的社会运动首先应当能够推动社会进步, 这是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当社会总体保持进步的时期, 应当与“体制”采取合作的态度。即使要求进步更快些, 采取“反体制”立场, 也应是有节制地反, 以推动为主, 而非你死我活地决战。这种时候, 引水成渠和拔苗助长两种结果, 便可以作为区分理性或非理性的依据。我不认为只有有组织的、自觉的运动才可以用理性与否来评价和要求, 那只是具体的操作, 不是理性概念的实质。以整体的观点来评价, 即使是完全自发的运动, 只要推动社会进步 就应该被视为理性的 而再严密的组织、再自觉的行为, 如纳粹运动, 把社会导向毁灭, 也只能被视为疯狂。
从这种角度评价牎傲脑硕我认为把镇压的结局称为“六四”、把运动的过程称为牎9民运”分割了一个整体, 不如统称为“六四运动”, 较完整, 也较中性), 它在中国社会总体保持进步的时刻, 以不可控制的形式爆发, 随后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全面退步与反动, 因而不能被认为是符合理性标准的。
也许进步是一个过于含混和有着太多“否定之否定”内涵的概念,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一场社会运动追求的目标, 由于运动, 反而离得更远, 那么这场运动一定是有盲目的成分, 不可能称为理性。今天, 邓小平刮起的所谓“邓旋风”使整个中国社会包括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好象久旱盼来了甘雨, 其实只不过是回到了“六四”以前的起点而已。挨个数数那些“新”出台的改革观念与措施, 几乎无一不是“六四”前就已产生或酝酿的, 等于是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 如果“六四”未曾发生或未曾那样发生, 此时也许早已经成为旧观念和旧措施了, 改革进展也早已不是今天的地步。那么, “六四”参加者若是对今天恢复到“六四”之前感激涕零, 又该怎么解释当年呢？反之, “六四”之前存在的社会问题, 社会危机的根源, 也包括引发“六四”的原因 三年的牎爸卫碚佟辈⒚挥屑跎 更谈不上消除。这也就是说, 再来一次“六四”前的通货膨胀、抢购风潮、银行挤兑、社会动乱、直至导致又一次“六四”全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大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关注这个严峻的事实 也没有记取“六四牎钡睦砺劭瞻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的教训, 而是带着趁早“捞一把”的心态, 纷纷“下海”去推波助澜, 这种可悲的现状不也反照出当年的非理性吗？
历史是一个复杂的互为因果的连锁整体, 任何发生了的都会对整体历史有影响, 即便从成果的角度 也不能说失败之果就不会开放明天的胜利之花牎５ 用“塞翁失马”的思维方式去为“六四”找“成果”没有现实的实际意义, 以“精神价值”故做清高地安慰自己, 等于是继续坚持非理性。鼓吹“不计功利”, 作为给群众打气或许有积极意义, 然而如果担任“历史变革的必要工具”之角色的人也这样自欺, 则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他们还要担负起未来的重任, 而任何自觉的历史进程都不能“不计功利”, 更不能总拿虚幻的“明天胜利”当成今天流血失败的开脱。
这并非只看重功效而轻薄价值, 如果一个社会已反动腐朽, 不战不足以进步, 那时不仅要奋起抗争 而且要敢于牺牲 不怕失败。历史在那时从不以成败论英雄。然而“六四”运动却相反, 在该取功效的时候(开枪前)取了价值(大起), 在该取价值 (面对镇压) 的时候只取了功效 (大落) 。无疑, 大起大落不能被视为理性的轨迹, 对于一个运动, 那恰恰是最典型的非理性冲动的曲线。
二、民主是一种社会理性
人类社会, 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理性, 无论社会的结构或社会的运行, 无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并遵循理性规则。这里所说的理性, 不是指认识与判断的理性, 也不是具体所作所为体现的理性, 而是当社会作为一个系统, 那种建立系统目标、形成系统功能、推动并约束系统运转的的理性。我把这种理性称为“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社会系统的目标部分, 即社会的统治思想、战略安排等; 二是社会系统的功能部分, 即社会的组织结构、运行程序和操作规则等。
在某些情况下 功能部分显得更为重要牎Ｒ桓錾缁岬哪勘瓯湮抢硇 如“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 在初始阶段, 社会照样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理性系统存在和运转, 甚至还具有很高的效率。直到目标的非理性开始损害到社会的功能——结构、程序和规则时, 社会才真正显出受到破坏, 那时, 才是整个社会理性丧失的开始。
而社会目标虽然仍处于理性状态, 只要系统功能受损, 社会结构、运转程序和操作规则遭到大规模破坏, 整体的社会理性立刻就会难以维持, 社会系统遭受的破坏将表现得非常直接迅速。“六四”就属于这种情况。
社会理性一旦丧失, 社会系统便失控解体, 陷入混乱动荡。在第一种情况下, 如果社会理性不及时把非理性目标调整回理性轨道, 修补好受损的系统功能; 在第二种情况下 如果社会理性不能镇制住破坏力量; 或者破坏力量没有及时推出一个新社会理性, 以重建新的社会系统; 社会便只有趋于崩溃, 及至功能彻底衰竭而毁灭。
牎傲臓”作为一场非理性的反体制运动, 在当时不可控制地滑向与原社会理性决裂, 使社会处于双方对垒、决一死战的僵局。同时由于大面积失控, 又对社会功能造成普遍冲击与破坏, 使当时的社会系统几乎陷于瘫痪。
在全面地、迅速蔓延地破坏原社会理性之时, “六四”运动却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功能上, 都无从提供一个新的完整的社会理性。这一方面使其模糊的主张愿望成为无本之木, 不可能真正实现; 另一方面导致社会面临解体危机, 促使原有的社会理性调动一切力量避免自身及社会的毁灭, 不惜采用极端手段, 而这种极端手段也将被社会接受。
民主是“六四”提出的主要要求。顾名思义, 民主就是由人民作主。这在字面上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民主并非人多势众, 大伙说了算。它必须是一种社会理性, 除了是系统目标, 更重要的还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结构、程序和规则, 即一套完整的系统功能。要求民主和实现民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没有民主的功能, 包括所有细致、具体、配套的环节与程序, 人民做主永远只能是空话。被空洞的民主目标鼓动起来的人民会成为千万个只要自己作主的个体, 每一个个体都将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专制性。那样, 哪怕世上人一个不少地囊括其间, 也不能叫民主, 而只能叫做专制以“民主化”的方式普及。那种状况下, 专制的控制力和民主的包容力将同时丧失, 只剩下非理性盲目地发作, 最终只有“民”而无“主”, 全社会都将落入不由自主之中。
这就是“六四”运动的基本问题所在, 它能调动起巨大的破坏力, 却不具备建设性的创造力, 由此造成社会理性的断裂——旧的被摈弃, 新的是空白, 整个社会滑向非理性。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动机, 这种结局都将最为糟糕。
三、中国从来缺乏个人理性
有人曾把中国人看作是理性过强而缺乏冲动的民族,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错的, 但要看是什么理性。在社会理性的层面, 过去的中国确实常似铁板一块, 而在个人理性的层面, 却只如一口糊糊涂涂的大锅, 分不出个儿地煮成一团。
几千年来, 中国人的基本处境是扼杀自我、服从社会, 事事谨小慎微, 斥标新立异为不道, 视个人冲动为无德。对于社会, 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状态, 非常有利于社会目标的统一和系统功能的有效稳定。但这种理性来自笼罩在个人之上的权威, 它以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道德、文化和政治, 把既定标准和规范强加于个人的生活, 扼杀个人的自主意识和生命激情, 使个人沦为社会或集团驯顺的“忠臣”、“孝子”、“螺丝钉”。这种自古至今灌输、自上而下强加的理性, 同个人理性不但毫不相容, 而且它赖以存在的根基恰恰正是个人的非理性。它要代替所有人思想, 让每个个人放弃独立的思辨, 不敢坚持自己的见解, 无条件地在它面前屈从, 奉它为至高无上的真理。这种社会理性是一种专制的社会理性, 我把它称为“专制理性”。
对于每个个人来讲, 只有建立在其自我之上, 而非来自外在权威的理性才能算做真正的理性牎４诱飧鼋嵌瓤礌, 中国人从来不能算是有理性, 而是几千年都生活在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听天由命, 或者被专制理性操纵和利用之中。
专制理性有两种: 一种是社会大部分人都自愿服从的; 另一种是依靠强制手段迫使人们服从的。前者既可以以传统、文化、宗教等形式化作个人的“先天本能”, 也可以用“政治思想工作”、“改造世界观”、“洗脑”、蛊惑煽动等后天方式来造就。当个人不管是先天地还是后天地认同专制理性时, 便会自愿充当专制理性的工具, 盲目、坚定, 甚至疯狂。这些形象我们记忆犹新: 那些卫道士们、以舌杀人的舆论制造者们、雷锋叔叔们、红卫兵小将们、民族主义者和革命群众们……在他们信奉的专制理性尚未居于社会统治地位时 他们能充当舍身成仁的战士; 如专制理性已高踞统治社会的宝座, 他们便是“誓死捍卫”者。
专制理性压抑个人化的生命激情与冲动, 将其判为异端, 但却非常鼓励甚至挑动那种无条件盲目追随它自身的集体冲动, 并把那种集体冲动视为自身的权力资源。不可否认, 历史上这类专制理性在激发信奉者的热情方面曾是相当成功的, 并曾依靠“精神原子弹”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有时也确实推动过社会进步。然而, 被唆使被挑动的激情与献身不管是否促使社会进步, 对个人的人性都只能视为是摧残。
不言而喻, 专制理性所统治的社会也必然是具有高压、镇制性质的专制社会。随着狂热落潮, 幻象破灭, 集体冲动终将消失, 蛊惑煽动终将失效, 自愿服从变成了心怀不满, 那时的专制理性就要转而倚重镇压来统治社会, 转变为依靠强制手段迫使人们服从的专制理性。专制的压迫使人们感到痛苦, 可是如果缺乏个人理性, 也就必然缺乏坚持自我的个人冲动和勇气。已在漫长的专制理性笼罩下变得残缺、扭曲、习惯驯顺和受摆布的心态, 使大多数中国人很少敢向压迫者抗争, 只是转向更加彻底地泯没自我, 在苦痛中无望地沉沦。
然而, 没有理性的抗争、超越及升华, 屈辱、压抑和无法发泄的冲动就会在内心深处郁结成日益积累和毒化的情绪。在专制高压面前, 这种情绪龟缩着发酵, 而一旦专制理性衰落到失去镇制能力的地步, 就会形成突兀的喷发, 化作狂暴肆虐的洪水, 四处泛滥。原来倚赖专制手段强加的社会理性一旦被挣脱, 一个缺乏个人理性的社会就只剩下非理性, 并且也会化作盲目的集体冲动, 正好与当年追随专制理性的狂热相反, 将自身所受的专制以同样的专制回施给专制者, 继而再蔓延到其他对象……以至整个社会。缺乏个人理性的人本质上是怯懦的, 然而在“得势”的群体中却可能变得格外残忍, 以求补偿。正象历史反复表明过的, 整个社会的非理性最后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每个个人的生存状态, 于是初始那种越乱越痛快的“快乐原则”便会让位于现实柴米油盐的“利害原则”。情绪放掉了, 肚子成了第一位, 理性仍然没有, 于是又开始出现一个万众归心于一个新王朝、新秩序、新主义、新领袖……总之是一个新的社会理性的过程, 又对专制理性顶礼膜拜, 自甘为奴, 又开始下一轮循环。
多少年来, 中国就是在这两种专制理性间轮回, 一圈又一圈, 历史进程好象总是在重复, 有时相象得惟妙惟肖, 从而被称为“超稳定结构”。“六四”看上去似乎是又一个新轮回, 然而实质上已不一样, 与以往的“超稳定结构”有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不过这变化究竟是一种良性超越 可能导致中国跨入更先进的发展结构, 还是反而更糟, 在丢掉了超稳定的同时也丢掉了稳定, 预兆着前途险恶 我是有后者这种忧虑的。
四、民主必须以个人理性为基础
除了自上而下的专制型社会理性, 还有自下而上以民主方式达成的社会理性。在当今世界, 这种社会理性以西方民主制为代表。“六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虽然缺乏统一纲领, 但是从各种思想策源处和舆论渠道传递出来的认识和主张, 大都是与西方民主制认同的。不过“六四”多是大谈民主之必要, 谈民主之可能的却是鲜有听闻, 给人的感觉好似民主是一个天然完整的东西, 只要伸手要, 就能囫囵个儿地从天而降, 关键只在当局肯不肯给。
形式上, 西方民主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 并且可以归结为多数决、政党政治、竟选牎⑷巳ūＵ虾头ㄖ蔚燃父龊苤惫鄣奶卣鳌Ｈ欢 在这些显露的“上层建筑”下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作为基础, 那便是全社会普遍成熟的个人理性——即多数个人所具有的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洞悉长远利益的智慧, 自我节制的品质, 尊重他人的社会公德等素质的综合。这个结论是可以用最简单的逻辑推出的: 既然是自下而上达成社会理性 牎跋隆钡母鋈巳狈硇 “上”的社会怎么会有理性呢 那么按这个逻辑设想, 从来缺乏个人理性的中国即使采纳了民主, 也同样不能实现“六四”寄托于民主的期望。
西方民主的理论和经验都已经相对成熟, 但中国不能“拿来”, 主要就在于个人理性是不能“拿来”的。民主是一个需要发育和生长的过程。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女人、奴隶排除在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之外, 不见得仅仅是出于等级观念, 还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部分人的确可能缺乏他所说的“自主性”与“开发性”, 用我的话说即是缺乏个人理性。古来今往, 民主的理想形形色色, 但都离不开把个人理性通过民主制组合成社会理性这条共同的脉络。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发展是与普遍的个人理性的成熟相辅相成的,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到启蒙运动, 契约意识的普及, 以及不断强化地寻求自我, 强调个人自由, 加上教育 (理性训练) 程度的提高, 文化发达……才使西方民主制成为今天相对成功的社会制度。
其实 一个社会的多数人如果具备个人理性 这个社会便必然具有趋向民主的张力。个人理性与专制理性如水火不能相容, 既能使个人远离大起大落的集体冲动, 却又是提供个人冲动的持久源泉牎８鋈顺宥谏缁嵘钪刑逑治盍τ虢; 在专制高压面前犔逑治拐挠缕椭腔蹱、不泯没自我的决心以及必要时敢于献身的英雄主义气概; 而当社会出现危机、失控, 个人理性又能使人保持克制冷静, 维持社会的稳定。普遍的个人理性是一个社会最宝贵的素质, 有了它, 社会将充满活力与创造性, 不容专制邪恶, 并能“处变不惊”, “每临大事有静气”。
但是把一个缺乏个人理性的社会抛入“民主”, 却是很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个人的非理性不会在民主中变成理性 也不会在民主中产生民主, 而仅仅是得到放纵, 从而会变得更加非理性。非理性的个体一旦得到自由, 对自由的利用主要就是盲目地释放情绪。那时, 整个社会很可能会被迅速地情绪化, 无节制的膨胀, 以至必然掀起非理性的集体冲动, 要么是受新崛起的专制理性利用, 成为专制工具, 如被纳粹利用的魏玛民主、“大民主”中的红卫兵; 要么演变成不能自制的破坏性力量, 如历史上多次暴民运动、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武斗、以及“六四”运动的某些趋势。听任这种破坏性冲动发作下去, 全社会将同归于尽, 于是最终还是要呼唤专制理性出台收拾残局。这大概便是所有缺乏个人理性的社会, 民主制都如昙花一现或徒具形式 (民主帽子下的专制型社会理性) 的原因。盲目的情绪发作, 不具个人理性的集体冲动, 无论多么暴烈, 都不会具有坚实根基 因此只要专制登场 亮出恐怖手段, 就会轻易被吓倒制服, 转而烟消云散, 并把当初的冲动忘光, 这便是一夜枪声就使“六四”就直落千丈的根由。
总之 缺乏个人理性的社会是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牎＜词故敌辛嗣裰髦(远不等于实现民主) , 也不见得就是进步, 就对社会有益。
那么, 中国实现民主的期望是不是只能寄托在未来有一天, 全体中国人的个人理性终于成熟之上呢 不考虑那将有多么遥远, 也不考虑那对中国是否来得及, 我们只看能不能有那么一天。
五、大规模社会——个人理性的死局
先哲的小国寡民理想恐怕不尽然出于“小农意识”。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得以实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公民的个人理性都能够直接地把握自身生活的、并参与管理的那个社会。那种城邦社会的规模基本是在每个公民的感官范围之内的。古希腊民主制的消亡与后来社会规模的扩展很可能有潜在的联系。今天, 社会规模已远远大于那个时代, 更是远远超出了感官范围。人们用书籍、报纸、电视来扩展感官, 用代议制来延伸个人的理性, 然而还是越来越对自己生活的社会失掉把握感, 对自己作为“民”的一员——也就是一个百万、千万或亿分之一来“主”这个社会的能力感到怀疑。这是当今西方民主的一个主要困惑。当理性再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时候, 它就会放弃努力。当今西方社会已有个人理性退化的迹象, 突出地表现在对民主政治的核心——选举的冷漠上; 同时, 市场和大众传播媒介——民主的主要象征, 亦是大规模社会的产物——正在演化出新的专制理性, 诱使公众不知不觉地对其自愿服从和崇拜, 并日益受其操纵。但这里暂不讨论西方的问题, 我们还是转回看中国社会中个人理性的处境。
不管人想出什么方法、利用什么工具扩展自己对世界的把握, 最终都跨不过人的生理对信息负荷的极限, 因此那也就成了个人理性无法超越的最终极限。电视可以使公民的视线远超出城邦, 但即使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全盯着电视屏幕, 也不可能真正透彻了解当今世界一个一般规模的社会。前面说到一个社会若具有普遍的个人理性, 将是一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其实那很大程度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对于一个社会, 充分的个人理性意味着知晓社会的一切, 没有任何偏见局限, 事事高瞻远瞩, 针对任何一个规模稍大的社会, 那显然都是过于理想化的。事实上, 迄今所有西方民主社会都未达到、也不可能达到那种水平, 而且这正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主要问题, 也是西方民主制的根本局限所在。
中国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 远远大于任何一个西方民主社会。在这样一个超级规模的社会中, 个人理性其实是永远不可能“发育成熟”的。没有任何一个头脑能全面把握这个社会, 能避免自身的无知, 避免在混乱与矛盾中无所适从或被偏见局限所左右的状况。即使每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把十一亿五千万个这种状况的“理性”民主地集中起来, 整体的偏差会足以大成灾难。大规模社会使公民失掉直接经验, 不得不完全凭借形而上的思辨, 而这恰恰是“多数”的弱项, 且彼此间绝不会一致。这时的多数决定又能产生出什么值得信赖的结果呢 连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们都对地球资源是否将枯竭, 温室效应是否会出现等问题各执己见, 可以想见, 以近十亿中国小生产者的所能达到的“理性”水平又怎能理解对社会必要的宏观控制, 诸如计划生育或保护生态, 他们以绝对多数可以非常符合“民主”地扼杀这类措施。这种民主最终将使中国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
因此, 如果抛却价值观, 仅从中国现状出发, 以两种社会理性所能达到的理性程度判断, 专制型社会理性是可能比民主型社会理性更为优越的, 它在目标上更为明确, 在功能上更为有效, 当然, 前提是英明的专制理性。大概这就是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者们的苦心所在吧
六、生长在民主之根上的非理性
作为一种制度, 迄今为止所有的民主制都存在种种弊病, 并且眼下也看不到消除这些弊病的前景。当然追求完美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 世上任何事物——肯定也包括社会制度——都不会彻底完美, 只要益大于弊就可取, 但是民主却有一个根本的、与其共生、并有可能最终毁掉它自身以及整个人类的问题, 那就是, 作为一种制度, 它最大程度地纵容贪婪。
自私是人的天性 放纵的自私就是贪婪 而只要不受抑制, 自私必然会放纵成贪婪牎Ｆ裎沟拿裰魉枷胗胫贫榷际且怨睦鋈俗杂煞⒄範、最大程度发挥天性为目的的。受鼓励的自私反过来也为民主的发展提供养料。自私与民主的结合转化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动力, 驱使世人去生产、创造和竞争, 由此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创造出以往无法想象的巨额财富。民主化提供的均等机会使大多数人都能加入占有和获取的角逐。在追逐利润的比赛中, 人类清贫时代发展出的制约贪婪的道德体系和宗教体系逐步瓦解, 贪婪越来越理直气壮, 甚至得意洋洋。民主制使经济脱离政权的羁绊, 听从市场的“无形之手”摆布, 但那只手从来都是只推动不抑制, 于是人们就不停地加速生产牎⑾褷、占有再占有、永无止境地增长, 直到超出生存需要, 而成为一种变态的疯狂。
终于, 地球被发现太小了, 资源是有限的, 生态是脆弱的, 以人类的劫掠, 终将把地球毁掉。但人类的欲望已然被激发到无限, 已如上了瘾的吸毒者, 明知毁灭也欲罢不能。今日世界, 有几个人肯为子孙后代着想, 自觉地少占有、少消费一点呢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牎笔嵌嗍斯虿还恼苎。面对人类严峻的、必须及早转弯的未来, 个人理性的自觉是不能期望, 也是不能依靠的。这时, 只有自上而下的整体控制才能把社会从贪婪的疯狂跑道上拉下来。民主制的致命之处就在这时显露出来——以多数选票为立身之本的民主制只能被贪婪的多数逼着向前走, 反之再为贪婪提供进一步的动力, 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循环。作为一个理性制度, 它非得沿着这条非理性的轨道往下滑。它一切都可以有理性, 就是这条轨道是不能变, 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民主”! 这便是生长着民主理性的非理性之根——民主的悖论。
对其他国家, 现在提这问题或许还早, 有些杞人忧天。但是对中国, 这个问题已不能不正视牎Ｖ泄缁嵋云渥疃嗟娜丝 最少的平均资源, 处于最接近资源极限的位置; 而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被中共摧毁一净, “共产主义道德”也在推向极端后“物极必反”地崩溃。在中国人心灵全面荒芜之时, 十年改革正好打开了国门, 把西方物质文明的成就与诱惑眩目地投射进这片道德荒原, 被差距刺激着生长起来的贪婪将是格外贪婪, 这种贪婪再乘以十一亿五千万的人口, 中国的贪婪便成为世间最大的贪婪。以最大的贪婪来吞吃最少的资源, 中国的前途便是面对双倍的危险。而如果再加上民主制, 以其非理性之根全面、彻底、毫无制约地纵容这种贪婪, 危险便会在双倍之上再加双倍。已然被几千年的饿殍啃得支离破碎的中国, 那时还能被这双倍大口啃多久, 实在是值得从现在就开始担忧的。
面对一个待开发的富饶自然, 民主之根上的这种非理性可以象大豆根瘤一样为枝叶果实凝聚养分, 然而随自然的衰落, 这根瘤也就开始癌变的过程。中国的遗憾是看到别人吸取养分, 自己移植过来却立刻成为癌。
我们不该奋斗得癌!
七、专制理性难以为继
如果说西方民主制对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合适, 我们是不是只能把希望回归给专制理性了呢 只要能防止灾难, 避免毁灭, 专制尽管不美好, 也只能被当作必然。
其实, “六四”开枪屠杀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必然。这个必然不见得是出于当局的凶残, 而是统治的必须。对于任何统治, 稳定都是最基本的目标和评价标准。虽然中共的根本关怀是在于确保自身政治地位不被动摇, 但另一逻辑也是一目了然: 如果当时当局继续退步, “六四”运动并不会结束, 而只有更大的新开始, 也不会局限于北京, 而将更广泛地波及全国, 此起彼伏, 得寸进尺。缺乏制度化政治的中国社会几乎没有调节阀门, 反过来只要统治的大堤放开一个小口, 就会溃决成滔天洪水。中国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使得精密的组织网络、管理体系和分配渠道在其社会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相当一部分生产力是由管理工作决定的。而社会一旦发生动乱, 首先被冲击的就是管理。管理效率降低将导致生产力迅速萎缩, 产出也就相应减少, 社会将会很快感到匮乏。匮乏反过来加剧动乱, 生产力便愈加萎缩, 也就愈为匮乏。不要转多少圈, 中国就会转到难以支持的边缘。
历代中国统治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感受这个人类最根本的危机带给中国的巨大压力。他们不停地在中国的肌体上编织和缝补, 以防她破碎。编织得那样紧密, 以致牵一发便动全身, 敏感到痛苦的程度。如果断掉其中一根, 整体就可能纷纷散落。从这个角度看, 与其说中共开枪是出于凶残, 倒不如说出于胆怯更接近真实。
大概这也就是主张专制理性的保守主义比激进主义更为“现实”之处吧。
然而, 这个“现实”即便是眼前的现实, 又是不是未来的现实呢 专制理性真能在未来牢固地统治并稳定住中国吗 抛开道德判断不谈, 我对那种企盼也是深为怀疑的。
前面谈到“六四”运动具有从本质上开始摆脱过去的“超稳定结构”之特征, 其表现就是它发生在社会整体还在进步、政权也尚未衰落之际, 这和“超稳定”的规律已不相符, 是“六四”与以往历次社会对抗运动都不同的重要区别。
我把社会理性看作漂浮的冰山, 只有露出水面的七分之一被现实政治决定, 其余部分则取决于社会传统与文化牎Ｏ质档恼慰梢阅闵衔蚁聽, 改朝换代, 在“自愿型”与“被迫型”之间循环, 而后者却在历史长河中稳定延续, 以不变应万变。它是保持中国以往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石, 控制着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引导着“人心所向”, 是中国人一代代在无意识之中自愿服从的最根本的专制理性。
但是今天, 这块超稳定基石已经被彻底摧毁了。
历代统治者都是在这块基石是添砖加瓦, 以稳固自己建于其上的政治权威。中共虽然在口头上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唯一真理, 但使其走向胜利的, 却应主要归功于它对传统的利用。它在战争时期的形象和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并无太本质的不同。然而随其执掌了社会权力, 意识形态日益强化, 更重要的是出于加强自身权威的目的, 它便开始有系统牎⒋蠊婺、灭绝性地消灭中国文化中一切其他权威因素, 包括崇拜祖先、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对文化的认同以及大部分等级和服从的观念。中共不愧为破坏旧世界的天才, 能把这么大的工程在几十年时间完成得如此彻底, 将几千年的大树连根刨掉, 仅出于唯我所用的目的留下传统中“忠”的部分, 把“忠”的对象换上了自己。但即便只剩一块“忠”的传统基石做凭借, 也能使立足其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堪与世间最狂热的宗教匹敌 使党超过一切神明 使毛泽东高于一切帝王。然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牎庇质拐庾詈笠豢榛獾綘“自杀”式的毁灭, 那年代除了要求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中央权威保持绝对忠诚以外, 对社会所有权威机关和权威者是可以任意“造反有理”的, 反到最后, 社会权威体系几乎全部被“拉下马”, 只剩下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央。而改革十年出于对经济起飞的迫切愿望, 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又恰好是自觉不自觉地以削弱中央权威为主旨, 在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 又在组织结构和社会心理上拆掉了中央权威这个最后壁垒, 也就把仅剩的一点传统基石粉碎。谁都能看到今日的中国愈来愈陷入无尊无卑牎⑽薮笪扌 ⑽薰嫖蘧亍⑽薹ㄎ尢斓奈奕ㄍ车 这是造成“六四”运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潜在原因。
“六四”与以往“超稳定结构”中的社会动乱不同之处, 就在于以往存在着超稳定的基石, 无论多乱也具有收敛性, 有内在的回归稳定的趋势和可能。“六四”却失去了那个基石, 趋势只能是发散的, 无法稳定。
几千年形成的基石可以在几十年毁掉, 但却不可能在几十年重建。中国将有相当长的时间, 只能立足于空白。
没有了基石, 孤零零悬空架起的一个专制政治, 高高在上, 独挡八面来风, 必然成为众矢之的牎Ｓ谑蔷」芩谕贫缁峤綘, 人们却总是“端起饭碗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单一的政治是永远建立不起让人们自愿服从的权威的。中共开始还认识不到这一点,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从自身发展的实践, 它在以往都是把自身当作人民的代表, 并把群众运动看作是人心向背的标志, 就连当年的“四人帮”也不敢对七六年的天安门闹事者动枪, 只用了“工人民兵”的大棒。以往中共擅长的是从一个仲裁者的角度统治中国, 利用多数打击少数, 再找另外的少数当替罪羊, 自己总是处于被感恩戴德的地位。既使是大跃进、文化革命, 死了上千万人, 它也能超脱于矛盾的锋芒之上。它在“六四”运动之始所以下手不坚决, 不是因为心慈手软, 而是它仍然想保持那样一种传统的已成心理定势的自我形象。这里面既有惯性作用, 也有一种自我蒙蔽。它没有或不愿认识到, 它已经失去了权威的基石, 人民已经整体性地和它分道扬镳, 并把它从头顶神的位置转放到异己的对立面上了。
这孤零零的专制政治便只剩下唯一的护身符——枪杆子。
对于枪杆子, 我在上一篇文章已经充分表明了我的看法: 枪杆子虽然凶恶, 却最是无力的表现 是一个政权失去了其他手段和信心的象征牎Ｍ暾淖ㄖ评硇砸残砜梢匝訊
续, 失去了精神权威的凶恶专制却是残缺的专制, 它所倚仗的纯粹暴力统治一定短命。暴力将被暴力所毁, 专制的暴力免不了将被“民主化” (普及) 的暴力取代。除暴力已无可倚仗的中共政权将面临政变、内战、地方割据、国家分裂的前景。暴力一旦开始这种普及的过程, 就将在既缺乏个人理性又已丧失了传统理性的社会里没有止境地泛滥。那时, 毁灭也就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八、“六四”的启示
“六四”肯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但是以我来看, 它的重要不在于给中国指明了一条出路, 或树立了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 而在于它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困境, 两难的选择, 使我们意识到对前途要做全新的思考。
环顾今日世界, 不同的社会差别各异, 然而全都离不开上述两种社会理性的基本框架, 不是专制型, 便是民主型, 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存在状态中, 人类似乎命定地只能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别无它途。昨日东风压倒西风, 今天又西风压倒东风。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权威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 不管新的旧的, 怎样交锋, 都未离开这两种社会理性的思维局限。
而我们的问题在于, 既然民主的社会理性在中国无法实现, 专制的社会理性在中国又难以为继, 世界面前非此即彼的两个选择, 对于中国实际上都已不能选择, 都成了绝路。
并且 更严重的在于我们甚至没有了等待的时间。历史有时会逐渐显露它的启示, 但那犘枰倌杲ソ墓虪。且不谈几代人将被这种等待置于目前的专制压迫下是否公平, 更主要的是专制理性不可能把中国维持到那个水到渠成的时候。中国已经没有渐进的时间。
如果那时, 随专制理性的垮台 (一般来讲是崩溃式的) , 社会理性出现长久难以填补的真空, 诺查丹玛斯的大劫难对中国就将不再是危言耸听。
为了免于未来的劫难, 只有从现在就开始寻找第三种理性。它不能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专制理性, 也没有传统理性供其立足, 同样没有普遍成熟的个人理性为基础, 但它却必须能提供完整的社会理性, 在那时支撑起一无所有的中国社会。
我在牎痘苹鰻》里论述的“逐级递选制”, 就是基于这种认识的一种思考。我不否认 在小说里塞进这种东西 是对读者的阅读快感一种粗暴的剥夺。但是与其说我写《黄祸》是写小说, 不如说我是想为“逐级递选制”做“广告”。现在, 我正在把“逐级递选制”写成专著, 我感到时间紧迫。
也许这太过自以为是、自命不凡, 我已经遭到许多嘲笑。我不否认人们都有自己的道理。历史上许多灾难预言者也只落下笑柄。然而从现实出发, 我用我能找到的一切逻辑和环节反复向未来推演, 总不能把我引向人们(也包括我)期望的乐观结局。于是, 我便把我的精力放到了“逐级递选制”上。
就算我最终白忙一场 我心甘情愿。中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希望通向美好未来, 那不差我一个去使劲, 而中国若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落入灾难, 即使我们不花更多的精力去准备应付, 至少也该分出万分之一的力量。大陆中国有十一亿五千万人, 万分之一也就是十一万五千人。
我是这十一万五千人里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