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
王力雄
目录
一、中国没有“先进要素”
民众——无奈或爆发
政权——只“代表”自己
资本——“坏资本主义”
思想——定制生产的商品
国际——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二、精英联盟与联合民众
精英联盟——以不变应万变
思想联合民众——与激进共舞
资本联合民众——资产阶级革命
政权联合民众——走向法西斯
三、超越者
何为超越
思想超越者——从“可能”通向“应该”
政权超越者——成为历史伟人
资本超越者——财富是为社会承担责任
四、超越者联盟
超越者的互动
超越者联盟的枢纽
五、突破精英联盟——文革启示录
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启示一
“不立不破” ——文革启示二
今日领袖的劣势和优势——文革启示三
实现政治转型的关键
一、中国没有“先进要素”
从影响中国政治变革的角度，可以把民众、政权、资本、思想和国际视为五个不同“要素”。这与以经济划分“阶级”的区别，在于着眼的是对政治变革的功能。
“民众”涵盖从工人、农民到专业人士，虽然社会分工和生存状况相差巨大，共同点在于都是劳动者，同时都是无权者。“民众”构成社会主体，但自身命运被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左右。
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独立要素，是因为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所指混乱。技术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区别只在技能与专业，可以归入“民众”要素。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服务于政权，是政权机器的组成部分，归入“政权”要素。
“资本”要素涵盖的是掌握私人资本和经营私有企业的人士，他们是中国新一代资产阶级。“资本”要素与阶级的关联度最高，二者几乎可以等同。
如果说其他要素多少都和阶级有关联（如“民众”是劳动阶级，“政权”关联特权阶级，“国际”的背后有国际资产阶级），“思想”要素却与阶级完全无关。思想者分散于不同社会阶层。任何群体——平民、学者、官员、企业家……都可能产生思想者。衡量标准只是其思想能否产生社会影响，而不论那影响对政治变革的作用方向。“思想者”没有一致立场，相反，不同思想之间更多的是分歧甚至对立。“思想”要素的总体作用体现为一种矢量之和。
对今日中国，“国际”要素一般是通过影响国内要素发挥作用。只有在特殊的时刻，国际力量才可能以直接干涉或制裁的方式介入。
中国政治变革的希望在哪里？以往熟知的历史观考虑这种问题，总是先要寻找“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先进要素”，把实现变革的期望寄托于那种“先进要素”。今天，人们也在中国寻找这种“先进要素”，但是分别来看，五个要素都不能担当起这种使命。
民众——无奈或爆发
常听到“政治变革希望在民间”之说，但那很像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却看不到现实可能性。民众无组织也无权力，不能统一行动，不能参与决策。民众可以自发形成对现实满意与否的判断——即所谓民心，如果民心不满，导致服从降低、对抗增加，会对政权造成压力。然而如何变革，目标是什么，怎样行动，民众却不能自发掌握。民众压力发挥作用的途径只能是迫使政权让步。的确有政权让步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先例，但问题在于，如果政权决心不让步，民众压力就不会发挥作用。
坚持民众可以推动政治改革的观点认为，只要压力足够大，政权就不能不让步，即使每次让步幅度不大，只要持续下去，终会积累为质变。然而事实是，今天中国政权在治理和行政层面可以灵活务实，不断调整，在体制层面却是绝对死守，压力越大镇压越强。其中逻辑不难理解——如果让步结果是政权灭亡，政权就绝不会让步。
何况，民众压力对政权并无致命威胁。民间是分散的，串连限于熟人社会，难以实现大规模组织。政权利用机动能力和对武器的垄断，击破分散的民间反抗轻而易举。中国的现实一方面是每年几万起群体闹事，一方面是政权极其稳定。二者看似矛盾，原因就在于闹事是分散的，对政权仅仅是麻烦，不会危及根本。
除非几万起闹事能在同一时刻发生，再强的镇压力量也会变成杯水车薪。那种可能性虽然很小，却不是不存在。在民心普遍怨恨时，只要发生金融崩溃、经济动荡或战争爆发一类波及全社会的危机，就会起到在各地同时点燃导火索的作用，形成“一哄而起”，那时政权就可能在“墙倒众人推”中很快垮台。
那是民众压力可以达到的极致，却不见得是社会福音。分散的群体在同一时刻起事，会使整个社会落入乱局。无组织的民众没有共同目标，无法协调行动，却遍地开花、相互冲突，达到的动乱程度可能很快就使社会无法承受。最糟的结局是社会崩溃；另一种结局是新的“暴政”出来镇压“暴民”，恢复秩序——那将不会有政治变革，只不过是又一轮“两暴”循环。
有人把民众的组织化寄希望于互联网。互联网能给串连提供手段，是否能使民众树立共同目标、实现协调行动呢？有过互联网经验的人都知道，在互联网上取得共识多么困难。互联网的作用不是单向的，只对民主有利。民族主义、毛主义、权威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利用互联网。互联网在给民主活动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一视同仁地给煽动者的战争叫嚣提供方便，给情治机关的监控提供方便，给资本诱导消费提供方便。互联网只是社会的数字化形态，反映的仍然是现实社会的力量对比，照样被政权所专制，由资本所主导，充满偏见和分歧。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激动人心，但不要希望它能自发地在政治上创造奇迹。
政权——只“代表”自己
正如有人指出，以往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现在自命“三个代表”的政权，其实并非任何阶级和集团的代表，而是一个自利自为的独立集团。没有社会推举。权力来源跟其他阶级或集团无关的政权，只可能“代表”自己。
中国与政权相关的人群相当庞大，除了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还有党的系统；学校、银行、媒体、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等都附属政权；由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干部等，也和政权生死与共；包括上述成员的家属，这些人加在一起，总数可能达到上亿。当前体制使政权集团掌握最多资源，得到最大利益，政治改革要改变这种状况，政权集团当然不会接受。
权力集团抵制政治改革，除了因为现体制使其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人羡慕的地位，以及经济上的诸多好处，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失去保护的担忧。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现政权在政治上结下大量冤仇，在经济上导致众多腐败，一旦失去专制庇护，绝非把责任推给抽象的党就可以解脱，而是会清算到每个具体个人。对那种前景的恐惧，是权力集团成员捍卫旧体制的重要动力。
的确，今日政权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强暴，有了更多的法制和现代因素。如果不断改善下去，会不会最终通向政治本质的改变呢？与毛时代相比，中共从追求理想的革命党变为追求利益的权力集团，无疑是一种本质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只是中共自身的变化，却不是专制体制的变化。政权的专制性依然如故，变化只是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人间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创建自己的天堂。当年政权使用过的残暴手段，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暂时搁置不用而已。如果有一天它认为使用那些手段收大于支，随时可以重新使用。六四如此，十几年后的汕尾事件再次证实。毛时代的政权在理想受威胁时可以杀人；今日政权在权力受威胁时也不会手软；而当未来政权力图挽救自身时，仍然可以实行法西斯手段。因此，认为中国政权会通过自我演变实现转型，并不现实。
追求利益使政权变得务实，因而不再虚妄，但也同时使政权变得腐败，因而更加贪婪。当今的权力集团不追求主义，不搞思想斗争，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自身利益的满足。它为自己列举的业绩，大部分是政权的起码职能，并无歌功颂德的理由；而那些纪念碑式的成就，多数又与人民需要无关；回顾9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质是被精辟概括的“揽权卸责”。这样的“改革”只能使社会日益陷入困境，这样的权力集团又如何会放弃专制？变化充其量是在“治理”层面。受到一些学者赞扬的“政府学习能力”，其实只是修补能力。这种能力越强，政治转型越难。
顺便谈两个相关话题：一是属于政权要素的军队，能否有一天担起政治变革的使命？二是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可否实现政治转型？
前者之所以渺茫，在于中国军队的“党军”传统。中国军队从诞生就以“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八十年的历史已化为军队的基因。今天不会有任何将领能超越党而让军队整体服从。没有党，军队就失去意识形态和凝聚核心，掌握着实际武力的各部队就会拥兵自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最大的问题之一，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研究。
对后者，且不说“党内民主”的虚幻，即使真有“党内民主”，结果也是权力集团更趋自利，对政治改革更为保守。这是因为掌握绝对权力的寡头还可以按个人意愿进行文革那种颠覆，或做出解除党禁那种突破。“党内民主”消除了寡头，领袖不再是为所欲为的“主子”，只能为本党成员服务。当前中共的自我谋利趋势，一定程度也是因为寡头弱化，党内高层和各级负责人受下级制约所致。如果真在腐败弥漫的中共党内实行民主化，中共高层甚至可能失去惩治腐败的勇气。
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考虑，还会有一个关联后果：目前关于“党内民主”方案，基本都主张从“党内分派”开始。然而对于“党军”，党内分派的直接后果就是军队分派。对社会而言，没有什么会比这更危险的了。
资本——“坏资本主义”
今日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还是政治上的侏儒，只擅长以权钱交易保护自己，却被寄予推动政治变革的希望。它比政权有变革动力，又比民众有变革能力。以其不断壮大的速度，总有一天会不甘心再做政权的奴仆，而希望由自己掌握政权。
代议制民主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最方便的方式。因为在超出选民经验的范围进行选举，选民只能通过媒体和宣传了解候选人，媒体和宣传离不开金钱，是资本能够主导代议制的关键。资本通过金钱操纵媒体，政党、利益团体、民间组织的能量也和金钱成正比。这使得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决定谁进入政权，保证政权成为自己的代表。因此，代议制民主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现成政治目标。社会规模越大，沟通越依赖中介，金钱对代议制的影响越有决定性。而中国的规模是资本最可翻云覆雨之地。
资产阶级在本质上并不喜欢民主。在他们掌权的领域——企业，从来没有民主，而是绝对专制。他们要求民主是在尚未掌权的领域，目的是由自己做主。在那种民主之下，民众并不会成为社会主人。
不过，如果中国能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即使不完美，也无需更多挑剔。然而那没有可能。资本主义被分为好坏两种。所谓的“好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着追求利润的资产阶级和追求消费的中产阶级，把多数劳动者提升为中产阶级，让他们有能力提高消费，来给资本扩大市场和增加利润。中国要实行“好资本主义”，得把数亿人变成中产阶级——进入城市，完成教育，变成白领，提供住房、汽车、高等教育、工作职位等，支撑这种转变的将是数倍乃至数十倍于今天的资源。中国的生态能否支持如此庞大的消费？这是基本问题。今日中国对国际资源和能源的胃口已令世界震撼，未来中国的需求若是再大数倍，用什么来充填？那不是能靠科技万能论的幻想可以得到答案的。
那么只能不要中产阶级——这就走上了“坏资本主义”之路。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会给中产阶级太大空间。且不从生态限制角度看，以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扮演的角色，也不会允许多数劳动者转变为中产阶级。全球化造就的是一个50亿穷人为10亿富人打工的二元世界。10亿富人包括少数发达国家的多数国民和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少数国民。中国资产阶级要的只是自己置身全球富人行列，那前提是多数中国人必须留在穷人行列。因为廉价是中国经济的主要优势，一旦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和劳保提升到中产阶级水平，中国的优势——连同经济的繁荣——就会因此而失。所以，由资本决定中国的未来，不会改变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
思想——定制生产的商品
这里的思想是指能通过影响他人（无论民众或决策者）对社会变革产生作用（不分推动还是阻碍）的思想。不同的思想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很多时候并非出于思想的自由，而是被效力的对象决定，因此是一种不自由。思想不自由的原因，在于思想本身无法产出满足衣食住行的用品，若无其他谋生技艺，思想者就只能将思想作为商品换取生活所需。不同的利益集团需要不同的思想，因此主顾不同，思想者产生的思想也不一样。
目前中国的职业思想者多数供职于政权供养的研究机关或大学，是政权的工具。体制内思想者在六四后被纳入精英联盟，政权以大幅提高物质待遇对其收买，使1980年代的思想反叛转变成今日的邀宠与犬儒。对政权而言，是精英联盟最得意的果实。
目前资本阵营也产生了构建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的需求，虽然投入资源不能与政权比，但因为具有变革动力和相对自由的空间，依附资本的思想比由权力控制的思想有更多生命力。目前政权的意识形态千疮百孔，全靠话语霸权和宣传机器支撑，资本的意识形态却能引导社会思潮，资产阶级从倍受歧视的地位跃居为时代英雄，并且把当年的时代英雄踩在脚下。然而依附资本的思想无论如何活跃，却不会超越资本的边界，尤其面对公平和正义问题，阶级立场的局限更是明显。
即使是民间思想者，思想也受谋生束缚。中国目前的文化市场同时存在政权和资本的双重制约。政权禁止一切与它不一致的思想问世，封杀敢于冒犯它的思想者；资本则拒绝一切不能为它带来利润的作品，把严肃的思想拒之门外。在大众口味被娱乐引领的时代，认真的思想只能身处边缘。想在文化市场讨生存，思想一要自律于政权划定的政治界线，二要迎合资本认定的商业口味，何以能有自由？
在中国，独立的思想无所栖身，四处流浪，要么放弃尊严充当师爷，要么忙于糊口精疲力竭，要么愤世嫉俗失去从容，改变历史的思想是难以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
国际——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有人把中国变革的希望寄托给国际社会，但应该有起码的清醒：经济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最高圣经，政治家的业绩也用经济增长衡量。中国眼下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也是最具潜力的市场。各国政府是本国利益的代表，只要能从中国得到经济利益，就会容忍中国的政治现实，谴责只停留于政府发言人的表态。而中国政府也以经济为筹码，挑动各国竞争，瓦解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联盟。
不过，就算国际社会真施加压力，作用又会多大？小如古巴可以在美国后院坚持几十年，朝鲜、缅甸、伊朗等面对整个西方的压力依如故我，实力强百倍的中国又如何挺不住？压垮中国的途径只有一个：即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切断中国的出口、原料、能源和投资，导致高度依赖世界经济的中国（和六四时已大不一样）出现经济危机，引发原本被经济发展遮蔽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三重危机叠加是现政权承受不了的。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制裁同样会使西方付出沉重代价，各国是否愿意承担？万一垮的不光是政权，中国社会也因此出现动荡，冲击就更大。从这个角度出发，国际社会宁肯坐视中国保持糟糕的制度，也不会愿意中国陷入混乱，成为殃及世界的“黄祸”。
西方富国的“好资本主义”需要国际社会的“坏资本主义”为基础。贫富国家之间存在的剥削，体现为富国以资本手段“合法”地攫取穷国资源；贫富分化体现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专制体现为国际秩序的强权即公理；不平等体现为富国把穷国变成世界的血汗工厂和垃圾场。在这种国际秩序中，中国只能被允许实行“坏资本主义”，因为地球资源不够13亿人实行“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少数中国富人和白领组成的中国现代化一元充当富国高档产品的海外市场，而处于贫穷一元的中国普通劳动者充当给全球富人生产廉价产品的打工仔。在这样的世界上，实行“好资本主义”的富国内部可以相对安宁，但是在实行“坏资本主义”的中国和其他穷国，以及国际间，阶级分化和冲突将会更加广泛和激烈。
二、精英联盟与联合民众
有人会认为，走上变革之路并不非得依靠某个“先进要素”引领，也可以是各要素之间组合互动的结果。让我们分别来看这几个要素之间组合的结果。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政权、资本和思想（一定情况下还有国际）之间的联合，即通常所说的“精英联盟”；另一类是政权、资本和思想出于各自目的分别与民众的联合。
精英联盟——以不变应万变
对现政权而言，不再坚持信仰使其具有的灵活性近乎投机，什么都能变，唯一在万变中坚持不变的就是专制体制。现政权维持体制不变的主要方式，是把奉行“坏资本主义”的资本、有奶便是娘的思想，以及只重利益的国际拉进以它为核心的联盟。一方面可以避免来自那些要素的精英挑战，一方面又能切断民众从那些要素获得反抗能量。这是现政权成功维持八九后稳定统治的关键所在。中国政治变革之所以被认为走进死胡同，就在于精英联盟被共同利益捆绑在一起，一致维护现政权的专制统治，民众没有精英合作，自身缺乏变革能力，而专制体制酝酿的危机却不断积累，迟早爆发。
目前，中国的精英联盟相当巩固。虽然存在利益博弈，然而只要面对民众，立刻会保持一致立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精英仍然会以联盟关系为主，政权也有足够能力和灵活性维持精英联盟。
有些观点把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视为可供滋生民主的土壤。但那即使有削弱集权的作用，跟“民主”也没什么关联。当年军阀割据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极致，即便在“联省自治”的旗号下，又有什么民主？何况目前中央远未削弱到那种地步。地方与中央博弈，根源不在中央软弱，而是首先在于“以上治下”的专制结构——一个中央看管几十个地方政府，看不住、管不全的状况在所难免。即使以毛时代的权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被无奈地概括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条”、“块”纷争长期困扰。今天人口翻番，经济规模扩大数倍，只能舍弃统的方式，让地方自主分担管理爆炸的压力。地方的份量由此得到加强，本质并非是“诸侯尾大不掉”。
所谓“诸侯”对抗中央，前提是“诸侯”的权位不由中央决定，而今天各省大吏、军队将领都由中央严密掌控和自如调遣（即使有障碍也是出自中央内部斗争），因此“对抗”的前提并不存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手法不过是谎报信息、拖延时间、炮制对策、打擦边球那些古老的官场手段，或是利用中央政策的自我矛盾，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以及在中央以成败论对错的机会主义中寻找缝隙。这些博弈都会保持在中央能容忍的弹性范围内。地方官员最大的本事就在于揣摩那种范围边界，尽量将其利用到最充分，却不逾越半步。
然而不管精英联盟多么稳固，变化还是会发生。外来危机暂且不说，即使是精英联盟本身，也总是从思想要素生出变数。倒不是精英联盟内的思想者反叛，而是精英联盟无法吸纳所有思想者。思想无门槛，随教育普及不断增加的思想者，精英联盟无法全部吸纳。
对吸纳思想者而言，中国古代科举制最为成功。虽然“学而优则仕”的只能是少数，但理论上人人都存在可能，因此吸引绝了大部分思想者毕生努力，从而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相比之下，精英联盟则是封闭的，一方面没给思想者按程序进入权力圈的管道，有抱负的思想者难以在制度框架中实现野心；另一方面缺乏更新能力，联盟内的思想精英除了不愿更多人进来分享资源，还会惧怕自身地位受挑战，因此设置障碍阻塞其他思想者进入精英联盟。如果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排他的效果只是使自身腐朽，但的确可以做到不让他人得到权力与资本，思想精英的排他则只能导致自身腐朽，却不能阻止他人得到思想。被排斥在精英联盟之外的思想者，就会从另外的途径尝试出头——那往往就是联合民众，挑战现存的精英联盟，变革压迫他们的社会。
思想联合民众——与激进共舞
民众是社会主体，所以任何要素都标榜自己站在人民一边。民众在一般情况下分散无力，却潜藏着动摇政权的能量。在历史关头，总是民众站在哪边，胜利就在哪边。不过民众发挥这种能量，往往需要其他要素介入，其中思想要素的作用最大。
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途径，一是通过压力迫使当权者调整政策，二是通过群起抗争动摇旧政权。但没有思想进行凝聚，民众压力只能是分散和针对局部问题，压力因此传递速度缓慢，难以清晰显现，不易刺激当权者反馈。有了思想指导，一方面民众可以在宏观层面取得共识，针对共同问题把分散压力凝聚起来，另一方面思想者善于对社会不满进行总结和揭示，能使民众压力提前突破潜在状态，变成公开表达，被政权感知，从而提高压力传递速度及刺激强度。同时，思想者对缓解压力的研究和建议，也能帮助当政者调整政策，进行变革。
如果政权对思想进行压制，往往导致思想走上激进道路。那除了是对压制的反弹，也是因为激进方式容易突破压制。例如在政权封杀思想时，靠著述、网络、公民教育等温和方式突破，远不如投身社会运动的激进方式有效。思想者若能利用（或制造）典型的社会事件，参与进去，与事件发生地的民众结合，借助现代信息扩散能力，可以在很短时间形成舆论关注热点，动员起社会声援及国际支持。传播思想的效果事半功倍。
对事件发生地的民众，思想者除了可以给他们的抗争提供正义性、公民权利、宪法权利等“说法”，还可以提供法律和专业方面的知识，所带来的媒体报道、国际关注、社会捐资等也有极大鼓舞作用。一旦有思想者介入，政权原本可以轻易摆平的事件就会变得难以控制，原本可以封锁的信息也会传遍世界，因此提高对政权的压力，迫使政权调整政策。目前，思想者的这种行动主要集中于“维权”领域。
既然激进对提高压力和引起关注特别有效，有利于达到思想借助事件扩大影响的目的，那么不断趋于激进就在所难免。即使思想者在事件中扮演节制民众的角色，往往也是出于策略，事件自身正是因为有思想者介入得到更加激进的动力。
思想者希望借助事件提高名望，为自己开拓资源和铺垫前途都无可非，但需要考虑那句堪称经典的提问——“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赢得人民”？如果目的在于赢得人民，思想者自己就会走在激进的前列。在冲突激烈的社会，人民必然带有激进情绪，要赢得人民就要迎合甚至领先人民的情绪，何况给思想者带来声望的网络群体、媒体、国际社会等，往往也只把眼光集中于激进事件和人物。
激进不见得都不可取，怕的是一味对着干的激进会使双方失去理性，陷入你死我活的较量。在那种对立关系中起作用的往往不是思想，而是对失败的恐惧和对后果的计算，甚至赌气都会成为影响因素。
“赢得人民”的目的还容易导致思想投机，因为用民众不熟悉的新思想说服和引导民众是困难的。面对民众的汪洋大海，启蒙即使可能，也要旷日持久，思想者只能独善其身。如果不甘寂寞，通往轰轰烈烈的捷径莫过于利用早在民众中扎根的思想——如倾政权之力进行过普及的毛泽东思想，对于“赢得人民”最为方便。与之类似的，还有儒、道、佛等“本土资源”、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群众利益至上的信条等，都是无需启蒙、只需迎合就能争取民众的。然而不难看到，这些现成的“思想资源”中，很少有能引领中国实现变革、走出困境的超越性。“赢得人民”不意味赢得历史，而迎合民众的思想者最终将丧失思想。
资本联合民众——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在专制制度下，不管地位怎么提升，最高只是二等，主人永远是政权集团。而实行代议制民主，资产阶级却能让执政者成为自己的代理人，因此中国资产阶级迟早要推动这种转型。
正是在“民主”旗帜下，资本可以和民众联合在一起。虽然双方对民主的理解可能很不一样，要达到的目标也相差巨大，但是在民主还未到来时，民众不易理解其中的差异。资本在掌权之前，要为自己争取的权利也和民众要求有一致之处，如法治、人权、普选、实行宪政和结束一党专制等。这时的资产阶级往往会扮演为民请愿的角色，把民众压力作为与政权博弈的筹码。
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从西方思想库直接移植，众多西化思想者就成为他们与民众联合的天然中介。资本利用思想者联手民众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非政府组织（NGO）。NGO是为理念形成，本应是思想者与民众的结合，为什么被当作资本与民众的结合？这是因为NGO仅有理念不会成事，其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资金。中国NGO目前能从民众募集的资金非常有限，主要来源是国内外资本的捐助。资本有选择地给NGO输送资金，促使符合其需要的NGO壮大，可以主导NGO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资本对NGO的作用大于思想。
目前中国企业家为“公益事业”出的钱不是小数，但大多是为了迎合政府，或是广告目的。一旦有一天他们是为自己的政治诉求使用这笔钱，通过扶植NGO联合民众，可以产生很大能量。NGO能在政权衰落、社会危机之时转为政党，依靠民众支持接管权力，实行代议制。这类“颜色革命”已在一些国家成功上演，虽然形式不同，追根溯源却总是会从中找到资本或其代理者的背景。而由此产生的新政权，自然也会成为资本代理者。
至于NGO运动的理论目标——建立独立于政治且具有自主性的市民社会，通过市民社会的力量推动社会转型，虽是超阶级的理想，却像NGO人士自己认识到的，“是一个从民族精神到生活形态以及制度建设的系统工程”，过于浩大，远不可及。
在资本与民众联合反对政权时，政权主导的精英联盟会解体，但是一当代议制民主实现，精英又会重新结盟。那时的精英联盟将由资本主导，会比由政权主导的精英联盟更稳定。因为在新联盟中，政权已经成为资本的代理者，因此不会再发生资本与政权之间的分裂。而对控制思想，资本虽不像专制政权那样蛮横，却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通过对主流文化的控制，可以轻易将异端思想排斥出局。
那时的精英联盟控制民众也会更易。既然民众有了选举权，又能自由表达，就无从抱怨没有政治地位，对政权的不满也只能归于自己选择不当。这使得资产阶级既能操纵政权，又无法被民主理念挑出毛病。代议制政权的阶级属性正是这样被遮蔽的。
精英联盟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现象。不过以往世界被分割成不同领地。不同领地的精英联盟彼此争斗，频繁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壁垒打破，开始形成世界精英联盟，联盟的基础是通行全球的资本规则，共同维护贫富分野的二元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资本一定会支持中国向代议制转变。因为中国的精英联盟若由专制政权主导，仍然会与世界进行争斗，只有变成资本主导，中国的精英联盟才会成为全球精英联盟可信赖的一员。这将是国际要素影响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方向。
民众只是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利用的同盟者，等变革的尘埃落定，仍然要回到被统治的地位。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精英联盟，对民众只是万变不离其宗。
政权联合民众——走向法西斯
一般来讲，政权不会主动打破由它主导的精英联盟，因为它在其中受益最多。但是在面临社会危机时，它可能会为买好民众对精英联盟进行整肃，如反腐败、打击资本等，不过这往往都是机会主义的姿态，不会改变大方向和精英联盟的基础。但是在精英联盟的其他要素有背叛企图时，政权也会采取与民众联手的方式加以应付。
例如政权可以利用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煽动民粹主义，把矛头引向企图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社会自古有均贫富的意识，现实中又存在仇富情绪，如果说在民主法治人权方面，民众可以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边，只要政权打出均贫富的旗帜，民众会立刻抛弃资产阶级，转到政权一边。均贫富永远不会成为资本的牌，当资产阶级企图把中国问题的根源说成“官民矛盾”时，政权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民众相信“劳资矛盾”才是根本，是“资产阶级复辟”导致了民众地位低下。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状况，只有依靠回归正确路线的政权（错误路线由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承担），打倒剥削劳动者的资产阶级。
通常会认为，这样做会使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经济遭受毁灭打击，政权不可能进行那种自杀。然而当政权面临生死存亡时，经济的损失不会对它构成约束。“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思路，等同于只要能不死照样不怕洪水滔天。的确，历史上没有过专制政权以均贫富对抗资产阶级革命的先例，那是因为以往政权从来属于富人，不会产生这样的思路。现政权却是以均贫富起家，它当年获得民众支持正在于此。即使现政权有官员和资本勾结一体，大部分还是暗中贪腐，不妨碍到时摇身一变，以路线斗争的方式牺牲少数官员和官商。跟救命相比，那种损失算不了什么。何况所谓均贫富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是打击要求革命的资产阶级，继续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可以想象，玩那样的把戏并不困难。对政权的这招杀手锏，资产阶级应该有清醒认识，破解是不容易的。未来对民众的争夺，资产阶级很可能会卡壳在这里。
除了民粹主义的杀手锏，政权还有民族主义的杀手锏。在它认为国际势力企图推翻它时，或是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煽动民族主义是专制政权的常用手法。而台湾的存在，提供了随时开火的靶子。
专制政权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联合民众，一定生出法西斯的怪胎。未来中国法西斯化的危险是存在的。不过，没有任何法西斯政权能维持长久。煽动民粹主义，势必搞垮经济，引发社会危机，连带搞垮专制政权自身；而煽动民族主义，对外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自取其辱，对内则会引火烧身，引发国内民族的冲突与分裂，最终自己也难逃厄运。
三、超越者
中国积重难返的危机迟早会爆发。如果不能找到出路，灾难会甚于以往“暴民－暴政”的循环。因为经济一体化和生态困境使今天中国不再有承受暴民的能力，当暴民涌现，甚至不会有暴政形成的时间，社会就会滑向同归于尽，速度之快可能远超出现在想象。
暴民四起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要想避免灾难，必须另辟蹊径，既然现有的要素和要素联合都无法承担变革，就只有以超越跳出困局。
何为超越
超越者的第一层含义是摆脱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不是为部分人解决局部问题，而是为整个社会解决总体问题；第二层含义是能够找到新的变革道路和方法。前者是立场，后者是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变革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不是民众的责任，也不是国际的义务，因此只应该由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三种超越者都是对精英联盟的反叛。如同历史上针对特权阶级的革命多由出自特权阶级的反叛者领导一样，中国社会的超越也将由出自精英联盟的超越者推动。
超越不是为了追求理想，而是出于不超越就无法摆脱困境的现实。中国的利益分化已经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不同阶级既不能对话也无法调和。面对这种本质上的分化，中国的变革必须是超越阶级的。未来不能以任何阶级的名义去创建——因为那只能制造更多的分化和对立。超越需要是全面的，即每个阶级和每个要素都被超越，才能同时超越激进与保守、贫穷与富有、暴民与暴政、东方与西方……那将是系统的转换，而非“零碎”的演变。演变只能遵照系统内的逻辑发展，如果系统本身已经到头，演变的结局也只会通向死路。中国现有的专制系统正是通向这样的死路，因此超越只能是更换系统。
思想超越者——从“可能”通向“应该”
更换系统是一个“自由”行为，是选择的结果。新系统不能在发展中自然出现，也非“摸石头过河”可以摸到，只能出于思想的自觉创建，以及社会的自觉选择和接受。
美国从殖民地转型为现代美国，源自美国“国父”们制定的美国宪法。那几页文字是美国今日能独霸世界的起点。而创建系统时的毫厘之差，会在现实进程中演变成相距千里。思想的作用之大由此可见。
系统创建是不可重复的，对某个社会成功的系统，绝非可以照搬到另外社会。中国不能“拿来”西方的系统。每个社会的新系统都要在自己的现实土壤中重建。没有这样的超越，就会带来淮橘成枳的结果。对当今中国，思想的任务是找到适合中国转型的系统。
思想超越除了创建系统，还包括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找到从旧系统进入新系统的途径。理想的“应该”与现实的“可能”具有互相决定的关系，“应该”需要是可能的，“可能”必须是应该的。二者没有谁轻谁重的分别。把“可能”和“应该”融合为一体的是方法。中国的超越需要找到前所未有新方法，这是思想超越者的任务。
政权超越者——成为历史伟人
政权由领袖和官僚集团组成。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中国现政权的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最高层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除了领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官僚中当然也存在具有超越性的人，但那超越性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有作用。只要尚未达到顶端，官僚的超越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否则就会被踢下官僚阶梯，前功尽弃。在达到顶端后仍然保持超越性，那时不再有更高职位需要超越，才能把超越针对体制。
大多数专制领袖当然毫无超越，只是把持绝对权力。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没有可能，变化只能来自危机导致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不过历史上的确出现过领袖不顾官僚集团意愿启动政治变革的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还有做出文化大革命那种空前超越之举的毛泽东（文革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变革，价值判断另说）。
如果说官僚集团反对政治改革可以被当作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则不会有这种动力，因为历史荣誉属于领袖，官僚只有现实损失。官僚寄生在体制内，离开体制的生态圈就无法生存，因此官僚既无超越体制的需要，也无超越体制的可能。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官僚集团没有任何希望，唯一的可能来自领袖。
经历了文革的官僚集团身受毛的超越之苦，决心不再允许有超越性的领袖出现，通过“党的建设”形成了一整套过滤机制。考察干部的“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说穿了都是超越性的反义词，目的是杜绝任何有超越性的人升迁。在这种机制中，达到领袖位置必是通过重重过滤，早该脱胎换骨，如何还有超越可能？的确，中共的逆向淘汰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出现有超越性的领袖。但是在目前这轮文革中成长的一代或许还有异数存在。这代人的成长如此不寻常，经历了意识形态颠覆，在文革的熔炉烧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吸纳西方思想。经历过如此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达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当然，并不指望政权超越者出于纯粹的信仰或道德动机。超越者超越阶级或集团利益，不等于也得舍弃个人利益。那些为了个人野心、历史名声，利害得失的算计所进行的超越，看上去缺乏道德光彩，在现实中更为普遍，也更容易把握和调动更广泛的超越。
举例说，现政权实行的官员任期制，将年龄和职位、任期挂钩，保证权位定期更换，对处在升迁过程中的人有利，对达到权力顶峰的领袖却是损害。任期使领袖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正是这里可以产生领袖超越政权的动力。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将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弥补权力失落的最好方式，莫如让自己成为历史伟人。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有这种愿望，而人人皆知伟人将从中国的政治改革中诞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权力，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难道不是一种很有诱惑的通吃？
何况，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专制政权代表，常是国际社会众矢之的，让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
此外，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角度，政治改革或许会在权力斗争中被当作战胜对手的武器和争取民心的资源。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干政，打起政治改革的旗号也是一种名正言顺。这种“推动历史进步的恶”成为启动政治改革的契机，也可以算是一种乐观因素。
资本超越者——财富是为社会承担责任
为富必不仁是普遍看法，也的确是一种常见现象。然而不管是以往的故事，当代的报道，还是身边所见，都有为富求仁的事例。当今大部分富人，即使为了追随时尚，也都参与善事。不过超越不是拿出零钱博得社会赞誉或平衡内心，而是要同时从两个根本——财富和阶级进行超越。
企业家和资本家在当今世界作用巨大，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把他们放到了经济运行的核心位置。资本家贡献创意、配置资源，无疑是对创造财富的重要参与。然而没有理由相信同样是人，资本家比普通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可以多万倍。财富集中于资本家名下，为的是凝聚资本和发挥资本的最大效益，而不是因为由其创造，是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由相应的分配制度所决定。因此，资本的超越者会认识到，自己本质上只是财富经理人，而非财富的主人，应该为社会而不是为自己去使用财富。
为社会使用财富并非仅仅是搞慈善，或是推动环保、教育等公益事业。慈善和公益事业可以改善局部状况，却无助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良好的政治制度是社会根本，造福社会不能回避政治改革，尤其是在今日中国，资本的超越应该首先体现在把财富用于推动政治的进步。
毛时代曾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即使在今天，毛思想仍是中国最普及的意识形态，也是资产阶级难以在中国掌握政权的重大障碍。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中国重现，不意味资产阶级已经胜利，只是被官方解释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工具，限定在经济范畴。资产阶级也顶多被当作“统战对象”。一旦资产阶级企图从政治上取得权力，会引起从工农到左派的全面反对。资本的超越者应该看得到这种困境，从而放弃从资产阶级立场追求社会变革，选择新的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不乏优秀人物。尤其是六四后转向经商的一批人，理想尚未泯灭。前面提过的“淬火”一代，不仅政界有，商界学界都有。那代人当年长在一条根上，面对同样的命运，思考同样的问题，读同样的书，甚至是同学或朋友。分化是在89后才真正形成——留在官场的官僚化，置身学界的体制化，“下海”的成为生意人，流落民间的成为反对派……但即使看似形同陌路，内心还是会保留一些共同的种子，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某些人又会重新走到一起。
四、超越者联盟
超越者联盟不一定有形，就像精英联盟也未打出过旗号一样，只是一种现实中的关系，边界模糊，组成也不固定。有人认为超越者联盟不过是另一种精英联盟，不错，超越者的确是精英，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精英联盟是想一直把持权力，永远做民众主人，因此拒绝政治变革；超越者联盟则是为政治变革而形成，一旦变革完成，权力交给民众，超越者联盟就会自动消失。从这个角度，超越者联盟也是对精英联盟本身的超越。
超越者永远是少数。各要素的超越者如果单打独斗，会留下一些感人事迹，却不会改变力量对比。但是思想、资本和政权的超越者若能联合在一起，情况则会不同，效果将不是叠加，而是化学反应那样成倍扩大，甚至爆发。
超越者的互动
在没有真正启动政治变革之前，政权超越者只能是潜在的，往往还会精心隐藏。其是否能将超越性付诸行动，不取决于愿望，更重要的是有无成功把握。对可能导致社会失控和自己身败名裂的变革，每个当政者都会远离。而当确信有成功把握时，仅凭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信条，都可能推动当政者改革。
让当政者看到一条确保成功的变革之路，是推动政权超越的关键之一。只描述目标的美好，或是笼统而言“车到山前自有路”都不会打动当政者。能攀上高位的人利害计算自是了得，哪怕有一个环节存在风险也会止步不前，因为功亏一篑和全盘皆输在结果上没有区别。之所以代议制民主不能激发中国的政权超越者，在于苏联崩溃及戈尔巴乔夫的下场让他们看到的不是成功，而是风险。
事先就能展现全程，可以推敲每个环节的转型路径，只能出自所谓的“总体性设计”。那当然首先是思想的任务，需要由思想超越者完成。尽管目前学界时髦是否定“总体”，但这并非是“学术”，而是产生政权超越者的前提。不过，“总体性设计”面临一种钳制。思想必须没有依附，才能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独立因素，受雇佣的思想者是不能超越的。然而不要说具备其他谋生技能对多数思想者并不容易，一旦陷于谋生，思想注定变成“业余”，而完成工程浩大的“总体性设计”，如何指望“业余”之力？
资本超越者可以这方面发挥作用。让思想者不为生计所困，需要的钱只是富人少奢侈点的零头。假设中国真能有一百个富人资助一百个思想者（类似佛教施主对僧侣不求回报的“檀越”），使他们能够脱离体制，独立思考，坚持数年，中国思想界即使不能再现“诸子百家”的辉煌，也会硕果累累，对政治转型提供诸多有益的思想。中国企业家每年花在公益方面的钱多于此何止百倍，治沙、救猴子、办学校或做白内障手术都有意义，但是培育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只需要那些钱的零头，擅长计算投入产出比的企业家，应该看得出效益所在。
当然可以怀疑，在纷纭的思想和思想者当中，哪些是值得资助的对象？这一是需要见仁见智，二是要保持超越之心，不求“押宝”。目标只是营造多元思想交流碰撞的局面。思想不求定于一尊，转型道路也应摸索多条。虽然历史最终的选择只有一个，前提却是要为那选择提供多种准备。
推动思想传播是资本的另一重超越。传播思想没有利润，只有超越性的资本才会承担。资本超越者对传播思想的价值除了投资，还有推广方面的能力。市场经济的核心能力就是推广，从思想成果 “商品化” 的角度，企业家的“营销”能力可发挥重大作用。
超越者联盟的枢纽
每个要素出现超越者已难得，不同要素的超越者形成联盟更不易。政权超越者在启动变革前不会显露；思想超越者会被主流视为异类，也不容易显现。后者无法发现隐藏在铁幕中的前者，亦无管道相通；前者事务缠身，无暇在信息洪流中打捞超越的思想，或即使注意了也避讳接触，二者之间靠自然机遇聚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就决定了需要存在一种枢纽，才能使超越者实现联盟。
最适合充当这种枢纽的是资本超越者。资本的民间性使其没有当政者的忌讳，也不为当政者所忌讳，经营的历练又使其没有思想者的孤傲与封闭，可以同时是当政者的座上客和思想者的供养人。不过枢纽的作用绝非仅是社交场合上的相互介绍。对于超越者联盟，重要的不是人在一起，而是把超越性的思想变成当政者超越行动的过程。枢纽的作用，就在于让超越性思想变成当政者的选择。
专制当政者永远处于信息超负荷状态，接受新思想的功能几乎全被事务淹没窒息。如何让当政者关注和思考超越性思想，是传播超越性思想的关键。其次，超越的途径也不能仅停留于思想者头脑，那是无法说服当政者的。这就需要组织专家学者的团队对超越性思想进行论证和具体设计，形成“沙盘推演”，对每个环节充分推敲，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演习，再将所有环节串成完整的转型路径。
这更需要资本超越者的参与。除了提供资金，专家团队的协同也需要企业家的管理才能。资本超越者作为超越者联盟的枢纽，这是主要意义。没有资本超越者组织和推动“总体性设计”去形成完整缜密的“施工蓝图”，就很难让政权超越者确信有成功把握，政权的超越也就不会在实际中发生。
五、突破精英联盟——文革启示录
前面所谈的思想超越者寻求政治变革的途径，以及由资本超越者推动“总体性设计”，都是对精英联盟的突破，而政权超越者把变革付诸实现，则是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的最后一关。
政权超越者权衡变革成功的把握，最重要的在于能否战胜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是政治变革的最大阻力，历史上的改革人物很多都被官僚集团所毁，这是政权超越者最大的忌惮。执政集团目前的铁板一块，既有可能是领袖与官僚集团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领袖存在变革的意愿，却有心无力，既无途径，也无毛泽东那种不受官僚集团制约的强势。精英联盟的核心是政权，而政权的主体是官僚集团。能否战胜官僚集团，就成了超越者联盟能否突破精英联盟的关键。
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启示一
按照通常看法，只有政治强人可以不受官僚集团制约，才可以推动政治改革。今日中共不再可能产生强人，政治改革的希望岂不就此断绝？然而，这种强人说法只是人云亦云。毛泽东是政治强人的顶尖，分析他的作为，其实照样受官僚集团困扰。如果官僚集团真对他言听计从，何尝还需发动文革？事实上，毛在文革前一直为体制所困，无法突破官僚集团的罗网。他掌握政权后最多考虑的就是如何对付官僚集团。虽然他是头脑，有绝对权威，但头脑实现自己的意志离不开手脚——即官僚集团的日常执行和贯彻。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只要领袖意志（尤其涉及政治变革）和他们自身利益冲突，就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执行的权力，将领袖意志扭曲变形，或消解于无形。
领袖无奈官僚是一个历史难题，无论对皇帝还是对毛泽东，或是对现在的“中央”，其根源就在于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少制多”。领袖再强，一双眼睛又如何看管得住百万官僚？虽然毛被捧在神明位置，但是连他居住的北京，对他而言都成了“独立王国”，让他抱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因此，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强领袖和弱领袖没有区别，都不能让官僚集团服从。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要通过官僚集团才能实行。即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仍然想通过政权体系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然而他最终发现，那根本就像是刀锋砍刀背一样不可能。官僚集团怎么会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
这才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超越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毛发动文革时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是为了跨过官僚集团，直接指挥民众。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无法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其自身也被打倒。然而这不是毛让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正说明以毛的强势，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才必须利用民众之力将其摧垮。
毛打倒官僚集团不是靠自己，而是靠民众。毛的作用只是教给民众如何做，授予民众合法性，其余的都是“放手发动群众”，让民众“自己解放自己”。之所以民众打倒官僚集团如摧枯拉朽，在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多制少”。这应该是文革的一个重要启示：战胜官僚集团，不能用体制内的方式，也不能指望强势领袖，唯一的可行之路，就是由超越官僚集团的领袖直接与民众联手。这是文革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遗产，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可以说，政治改革最困难的问题——如何战胜官僚集团，已经由文革给出了解决之道。
“不立不破” ——文革启示二
毛的悲剧在于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破旧”，却没有成功地做到“立新”。让民众直接掌握政权只是一种动人的理想或蛊惑，现实中却没有操作方法。毛可以直接联手民众打倒官僚集团，但失去了官僚集团的管理，社会就失去秩序，“天下大乱”，难以为继。只要专制本质不变，领袖最终只能靠官僚集团进行统治。为了“从大乱达到大治”，实现“安定团结”，毛不得不在“全面内战”后重建官僚集团。文革由此蜕变成一次“吐故纳新”——将原来的官僚更换新人，而结构和机制原样未动。然而新人会变，进入政权的“工农兵”在掌权中迅速沦为新的官僚集团和特权者，重新脱离毛的监控。毛只有宣称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以此威慑官僚集团。然而除非他能“万寿无疆”，只要他离开人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就会彻底复辟，比原来走得更远。复辟者最先做的，就是把他赋予民众造反的合法性宣布为违法，将民众仅有的政治权利彻底剥夺。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官僚集团对民众力量的惧怕。
之所以毛泽东和民众联手能摧毁官僚集团，却无法防止官僚集团复辟，原因就在没有找到取代官僚结构的方法。毛的“破字当头”、“不破不立”的逻辑无法摆脱困扰他的悖论。先破掉官僚集团，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为了避免社会失控，当务之急是重建政府，而非追求立新与超越，于是又要重新借助官僚集团。掌权的官僚集团会立刻轻车熟路地恢复原有结构。在那种没有超越性的重建中，即使把官僚集团全换上新人，也是换汤不换药。所谓造反者一掌权就变质，道理就在这里。中国历史的“两暴循环”也可以从这里寻找答案：“暴民”就是先破之后的失序，而恢复秩序只能借助“暴政”，于是就重回原本结构。因此只要是“破字当头”，“立”就没有可能，前面所“破”掉的，也都会重新复辟。
要避免文革的结局，必须把“破字当头”改成“立字当头”，只有先立后破，才能真正立得起，也才能真正破得掉。先立，意味着不是先废除旧秩序，而是用立起的秩序自然顶替旧秩序。如果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凡“立新”之处新秩序已经形成，尚未“立新”之处仍会保持旧秩序，社会就始终不会失序，直到新秩序全面建立，旧秩序才会寿终正寝。这种转型便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不出现“暴民”，就没有重返“暴政”的理由。“立字当头”的结果，最终是“破在其中”——这应该作为文革的另一个启示。
今日领袖的劣势和优势——文革启示三
毛在文革中的时进时退、左右调整，反映了他既想超越官僚集团、又离不开官僚集团的两难。不过他的政治强人身份，这时倒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他在超越时可以联手民众摧毁官僚集团，而在需要恢复秩序时又能重建官僚集团。不管文革落到如何乱局，他都有把握力挽狂澜，即使在官僚集团全面瘫痪的权力真空状态，也能让社会保持基本服从。毛能做到这一点，筹码就是民众对他的“个人迷信”——这是他作为政治强人的根基所在。从这个角度，毛对“个人迷信”的培育，鼓励对他的造神，与其说是出于爱好，不如说是在锻造立于不败的看家手段。
今日中国已无培育个人迷信的土壤，毛式强人也不会再现。既然没有强人无法收拾乱局，就必须保证不能再出现文革那种“天下大乱”。这应该作为文革的另一个启示。也就是说，今天即使能用毛联手民众的方式摧毁官僚集团，政权的超越者也不能那样做，原因就是谁也收拾不了其后的大乱。而今天大乱所带来的灾难，会远远超出文革。因此，今天的政权超越者与民众联手，只能是“立”，从“立”着手，以“立”而“破”，用循序渐进的“立”逐步取代官僚集团，而不是一下子将其破掉，才能防止出现导致乱局的权力真空，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秩序和稳定。
有人会质疑，官僚集团难道能坐以待毙，等着被取代吗？毛泽东之所以必须摧毁官僚集团，正因为官僚集团不打倒，文革就不能发动起来。今天的官僚集团除了会像当年一样“镇压群众运动”，对试图像毛那样跨越官僚集团联手民众的政权领袖，也有能力进行罢免。官僚集团在毛死后的三十年，以程序化和制度化大大加强了对领袖的制约。别看政权领袖今日在其他方面一言九鼎，若是涉及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安全，已不再能为所欲为，否则就会被“开会拿下”。
的确，官僚集团对领袖建立了更强的制约，但那只能使政权超越者更无其他选择，唯有使用毛的手段——跨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才能实现超越。官僚集团固然不会坐视，然而文革经验已经证明，只要真正给了民众政治权利，让民众“自己解放自己”，与官僚集团形成以多制少的关系，官僚集团根本不是对手。不错，官僚集团今天可以罢免政权超越者，但那存在一个从集结力量到启动程序的时间差。以今天的技术手段，已足够政权超越者完成与民众的沟通，把“立新”方法交给民众，授予他们不服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当年为了做到这一点， 1966年的毛要把1300万红卫兵调到北京接见，成本之高难以估量。而今天利用普及全国的电视和互联网，政权超越者可以在官僚集团无知觉的情况下，瞬间面对数亿民众。这种优势是毛当年没有的。
不过，既然不去摧毁官僚集团，政权超越者随后还是会被动员起来的官僚集团罢免。那就要求政权超越者发动民众进行的“立新”具备自我复制的能力，一经启动，便由自发的内力驱动运转，直到整个社会完成转型，都无需再有外力介入。政权超越者提供“第一推动力”就足够。即使随后立刻被罢免，官僚集团也无法再阻止“立新”的扩展和延续。面对自我复制的“立新”遍地开花，任何镇压都是杯水车薪，徒劳无功。
对于被罢免的政权超越者，既然是任期制，迟早要下台，损失不了多少。少当几天官，成为改变历史的人物，也是划算。何况只要政治改革成功，以其贡献，谁敢说不会再有另一番前途？
实现政治转型的关键
问题最后归结到，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立新”？
首先历史已经证实，即使是文革那样“天翻地覆”的革命，如果改变的不是专制体制本身，仅仅是更换官僚集团，政治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后退。毛斗了一辈子，死前发现他一生致力消灭的“资产阶级”就在他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剧式的结局足以告诫后人，必须终结专制体制，调转权力源头，把权力的从属关系从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从这个出发点，政权超越者与民众的联手就不能是战胜官僚集团的一时之需，而是一劳永逸地把权力源头转移给民众。
只有先实行这种转移，在政权超越者被官僚集团罢免之后，民众才可以仍然不服从官僚集团。因为他们自己成了权力源头，就不再是他们该服从官僚而是官僚该服从他们。这可以使他们理直气壮地坚持“立新”，最终自下而上地取代官僚集团，不重蹈毛当年对官僚集团一时成功、终归失败的结局。
政权超越者转移给民众的权力，首先是从基层单元开始。但如果超出基层单元的范围，民众就将失掉自行操作的能力，只能依赖主持。权力就会落到主持者手中。这看似只是一个技术细节，实际却是“主权在民”至今无法实现的关键。“以多制少”的政治结构，要求把操作限定在无需主持的范围，或者说在那种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充当主持。只有在人们可以直接沟通和决策的范围，“以多制少”无需主持也可实现，权力才会名副其实地被民众掌握。
当然，民众既然是权力源头，就要能自下而上地延伸权力，建立自下而上的权力从属结构。这要求一种逐层向上递进的整合机制，使“立新”过程如同自动生长的系统，只要根部的基层单元完成了“立新”，就可以进入下一层次，对已经完成“立新”的单元进行组合，以自组织的方式自下而上、分层次地实现“立新”扩展。这种扩展将随着层次提高实现理性提升，不会像同层次的规模扩大而造成非理性的叠加（如在普选或公决中发生的情况）。如此逐层搭建起新的权力结构，最终延伸到顶层，那时整个社会的转型就告完成，原有官僚集团也就彻底退出权力舞台。
不过，那只是制度性利益集团的退出，不能让官僚集团的社会管理职能与专长也一同退出。新的整合机制需要把公务员系统与一党专政体制剥离，完整地接收其管理职能，吸纳其管理人才，同时妥善安置出局人员，最大程度地避免振荡。这要通过一个细致耐心的过程，不能靠“剧变”，而是自下而上的循序渐进。【注】
无疑，还应该从更多方向寻找其他可能的道路。研究“立新”方法是思想超越者的任务，同时需要超越性资本推动，这些可以从民间进行努力。超越能否实现的最不确定因素就是政权超越者。民间对此全然无法把握，只能当作不可预测的奇迹期待。然而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不能找到可行的“立新”方法，或者没有出现政权超越者，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着革命的风暴降临中国，并准备在那个过程中玉石俱焚。
【注】：“递进民主制”是对这种“立新”方法的探索。参阅王力雄《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明镜，1998年；《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大块文化，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