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
急于进行这种缺乏证据的定性，官员的个人动机在其中有很大作用。因为在他们自我标榜“西藏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话音未落之时，就发生了这种事件，无论用什么理由解释，他们都会有责任，也应该被追究，而只有把原因推给“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之上，才能让他们不但没有过错，还能成为“对敌斗争”的英雄，进一步增加手中的“反分裂”资源和权力，使自身地位得到加强和提高。所以，只要遇到这种事件，他们就会条件反射式地在第一时间把责任推给“达赖集团”，不管有无证据也要这样说。而中国的其他“反分裂”部门对此有同样需要，同样乐于接受这种说法，于是便会合谋地将谎言变成堂而皇之的国家舆论，而事件的本质却因此被掩盖起来，处理事件的方式也被引到了错误方向。
回顾中国当局处理此次西藏事件的整个脉络，一直是把“与达赖集团斗争”当作目标。为了找出“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证据，不惜大量使用酷刑逼供，制造冤假错案；很多后来发生的藏人反抗，其实正是被这种镇压和清查逼出来的。全世界都清楚地知道，达赖喇嘛一直强调不追求独立，从来主张不用暴力，中国政府的这种指控把自身置于可笑境地，如同是与虚无的假想敌作战。这种指控只能用于煽动汉人，得到的效果却是最坏的——对内造成民族对立，对外造成国际孤立，对中国带来的损害将随时间日益体现。
这就是专制体制的弊病。官僚集团和部门是把自身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只要能够保自己官，捞自己的权，得到自己的好处，即使明知道自己的做法对国家不利，也会照做不误。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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