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四”看——
中国的社会理性之两难困境
一、奇怪的“六四”
989年6月3日夜到6月4日晨中国政府下令向示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开枪的事件, 一般被笼统地称为“六四”。而1989年4月至6月间的那场反政府运动, 则被“民主派”人士称为“八九民运”。以我看, 这样分开称呼分割了一个整体, 不如把整个过程, 连同最后镇压的结局统称为“六四运动”, 更为完整, 也比较中性。
那场运动规模之大 发展之猛, 结局之暴烈, 举世震惊。由于以惨死几百人(或几千人并受到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为代价 加上世界舆论一面倒的同情和人类良知倾向, 对它给予无论怎样完美的定性, 感情上都不会觉得过份。伟大、英勇、悲壮、里程碑、理想和献身的典范、永垂青史的壮举……这类赞誉已经有并将继续有许多。但是, 如果拭去扭曲视线的泪水, 以直面世界的理性冷静审视, 毋宁说, 用“奇怪”二字形容“六四”更显得准确。
牎傲臓”运动奇怪之处很多, 最大的奇怪莫过于它的一哄而起, 霎时掀起滔天波澜, 又随之一哄而散, 顿如死水一潭, 这等大起大落的幅度, 古今中外都不多见。
起的时候, 短短一个月, 就能使几千万甚至上亿人为之热血沸腾, 呼号奔走。从学生到市民, 从社会名流到政府官员, 从工人商贩到将军警察, 报纸、电台、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牎⒏餍懈饕怠⒏骷蹲橹 一股脑被卷进来, 或是声援, 或是募捐, 或是串连, 或是游行示威、演讲鼓动, 或是签名致电、争相表态。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省会城市不闹得天翻地覆, 冲击政府、静坐绝食、成立组织、设立路障。中小城市随后, 县城、乡镇也被波及 甚至扩展到海外, 凡有华人之处, 几乎全有反响。做为一种反体制运动, 各阶层如此共识, 各地如此同步, 动员如此之快之广, 声势如此之猛之大, 皆令旁观者晕头转向。即便是身处运动核心者, 也有日新月异, 跟不上形势的感觉。
而落时, 北京一开枪, 几天功夫, 浩大运动便踪影全无。“逃”的意识成为大多数参与者的第一反应, 不全指形体的逃, 更多的是行为的逃——“串供编供”, 隐匿“罪责”。出卖别人换取“宽大”的虽不多, 转弯表态洗刷自己的却比比皆是。连当局也对安定之易之快感到惊讶。除了一些不担风险的匿名恐吓信, 有形的抵抗活动少得令人沮丧。五千万党员几乎全部登记效忠, 虽然相当的人是做假, 但真正敢于公开谴责暴政的只如凤毛麟角。再往下便是在精神上“逃”, 或沉溺于气功易经, 或回到原来的物欲世界, 在名利、商业的轨道上运行下去。除了流亡海外者和身陷囹圄者, 仍为“六四”激动的人越来越少, 似乎它成了一场梦。自觉和认真的反思寥寥无几, 有心重整旗鼓的更难一见。不是说人们真把“六四”忘了, 然而把“六四”当做一个梦记住与当做通向未来的历史对待是完全不同的。从后一意义来讲, 多数中国人确实已经或正在把“六四”遗忘。
导致大落的主要原因固然应当归结于专制政权的暴力恐怖, 但是历史上一切暴政无一不曾使用血腥手段, 人类并未因此缺少英雄和烈士。遗憾的是那种“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的无畏气概在若大一个“六四”运动后竟如此少见, 随风使舵的“自保”却成为天经地义的准则 那么这种大落就不禁使人对当初的大起产生疑问:“六四”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 到底被什么规律支配发生和发展 为什么会达到那么大规模 人多势众是不是就意味正确 应该更多地赋予“六四”缅怀和赞誉, 还是批判与检讨 而透过“六四”, 更应当在一种总体水平上得出什么样的反思、教训以及启迪呢
这些疑问是不该也是不能回避的牎“六四”的积郁总有一天要重新化做历史的波澜。对于手上沾过血的人, 他们所期望的“淡忘”注定只是一厢情愿。而对于与专制对垒的人们, 现在不做好准备, 即使波澜再起也只能重蹈覆辙。
“六四”在今天被“忘”得愈干净, 那时的发作便会愈是暴烈、愈无理性和不可收拾, 最终还将大落, 流的血也许更多。
“六四”虽然“干枯”了, 也许正好做火把, 如果用理性的火种点燃它, 便能成为在黑暗中照亮未来的火炬。
二、非理性的“运动”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判断, 能称为理性的运动首先应当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当社会正在保持进步的时期, 首先应当采取合作的态度, 即使要求进步更快些, 也应是有节制地推动, 而非你死我活地决战。“六四”前的改革十年, 全体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受益者 (失大于得的也许只有当年的“政工”群体) 。无论政治的民主、经济的活跃、学术的自由、气氛的宽松都达到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最好状态。虽然十年间时有反复, 屡屡出现退步 共产党仍然抱住专制不放 但是在总体上, 基本属于退一步进两步的状态, 社会一直在进步。即便“六四”运动作为主要口号提出的“民主”, 在那时也达到共产党几十年统治中空前的程度。而且可以预期, 随着当时共产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矛盾激化, 民主在夹缝中很可能继续取得进展。那么, 当时是引水成渠, 还是拔苗助长 便可以成为理性或非理性的区分。(我不认为只有有组织的、自觉的运动才可以用理性与否来评价 那只是具体的操作, 不是理性概念的实质。即使是完全自发的运动, 只要是推动社会进步, 就应该被视为理性的, 而再严密的组织、再自觉的行为, 如纳粹运动, 把社会导向毁灭, 也只能被视为疯狂。)
“六四”运动的结局没有加快社会进步, 带来的是全面反动。原已萌发并持续生长的民主苗头被铲锄 经济改革大幅度倒退 开明官员遭整肃, 知识分子重受压制, 文艺牎⒀鯛、新闻出版领域来之不易的一点自由尽被剥夺, 正在松动的意识形态重新板结, 十年产生的新生力量多遭扼杀, 而大批精英分子流亡海外, 成为无水之鱼。应当为此承担罪责的固然是专制政权, 然而不可否认, “六四”运动本身的非理性, 也是将对峙双方推到决战僵局的重要因素。
这种结局许多有识之士事先都有预见并为之担忧, 而运动本身却没有丝毫对后果的顾忌, 一往直前。每一个经历过“六四”的人都可以仔细回想一下, 那时有多少深思熟虑的成分, 而来自狂热、刺激、谣言、猜测、赶时髦、随大溜的又占多大比例 从头至尾 运动似一次牎奥廾钡暮叫甚至没有舵), 在情绪的风暴裹挟下盲目地疾驰, 直到覆灭。这是一种命定的必然。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设想: 如果“六四”运动当时不发生, 或者至少不以那种不可控制的形式发生, 是不是可能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更大利益, 以及大多数参与者的自身利益呢
如果是的话, 运动为什么会发生 又是不是必要呢
这样的问题似乎没有意义, 发生了的便是必然, 只要是必然, 还有什么必要不必要的区分 进步也是一个过于含混和有着太多“否定之否定”内涵的概念, 难以说服人。那么，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一场社会运动追求的目标, 由于运动, 反而离得更远, 那么这场运动一定是有盲目的成分, 不可能称为理性。今天, 邓小平刮起的所谓“邓旋风”使整个中国社会(包括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好象久旱盼来了甘雨, 其实只不过是回到了牎傲臓”以前的起点而已。挨个数数那些“新”出台的改革观念与措施, 几乎无一不是“六四”前就已产生或酝酿的, 等于是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 如果“六四”未曾发生或未曾那样发生, 此时也许早已经成为旧观念和旧措施了, 改革进展也早已不是今天的地步。那么, “六四”参加者若是对今天恢复到“六四”之前感激涕零 又该怎么解释当年呢？反之, “六四”之前存在的社会问题, 社会危机的根源, 也包括引发“六四”的原因, 三年的“治理整顿”并没有减少, 更谈不上消除。这也就是说, 再来一次“六四”前的通货膨胀、抢购风潮、银行挤兑、社会动乱、直至导致又一次“六四”, 全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六四”参加者的绝大多数并无担忧，而是带着趁早“捞一把”的心态, 纷纷“下海”去推波助澜, 这种可悲的现状是不是也反照出当年的非理性呢？
当然，历史是一个复杂的互为因果的连锁整体, 任何发生了的都会对整体历史有影响, 即便从成果的角度, 也不能说失败之果就不会开放明天的胜利之花。但是, 用“塞翁失马”的思维方式去为“六四”找“成果”没有现实的实际意义, 以“精神价值”故做清高地安慰自己, 等于是继续坚持非理性。鼓吹“不计功利”, 作为给群众打气或许有积极意义, 然而如果担任“历史变革的必要工具”之角色的人也这样自欺, 则是十分有害牭臓。因为他们还要担负起未来的重任 而任何自觉的历史进程都不能牎安患乒
利”, 更不能总拿虚幻的“明天胜利”当成今天流血失败的开脱。
这并非只看重功效而轻薄价值, 如果一个社会已反动腐朽, 不战不足以进步, 那时不仅要奋起抗争 而且要敢于牺牲 不怕失败。历史在那时从不以成败论英雄。然而“六四”运动却相反, 在该取功效的时候(开枪前)取了价值(大起), 在该取价值 (面对镇压) 的时候只取了功效 (大落) 。无疑, 大起大落不能被视为理性的轨迹, 对于一个运动, 那恰恰是最典型的非理性冲动的曲线。
从这个角度着眼, 把“六四”渲染成一场精神胜利远不如把它当作一个为未来提供启迪的失败更有价值。
三、“六四”的引发与驱动
如果不是搀杂太多的感情, 仔细回顾和解剖一下“六四”运动, 看出这一点不该是特别困难的: 引发和驱动“六四”、并自始至终主导整个运动的, 其实不是别的, 正是整体的、贯穿的、以及全面传染的非理性。
●知识分子的非理性
这里所说的“非理性”不是一概而论。“六四”运动中肯定不乏许多明智的见解和主意。但就如每一粒砂子再完整, 也不能使一堆沙子不散漫一样, 局部的理性在整体的非理性中无法起到主导作用, 完全被淹没, 或者成为非理性的组成部分, 反过来促进整体的非理性。
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具有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使命感和参与欲, 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动荡和民族危机把每个中国人的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更加强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十年改革解除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长达三十年的迫害并迅速地提高了他们的地位, 使他们恢复了自信, 甚至达到一定程度的自宠自傲。传统的追求作为的功名之心加上现代人寻找人生意义的内心煎熬, 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普遍具有一种渴望轰轰烈烈垂名青史的救世情结牎Ｒ坏┰谡Ｍ揪渡舷萑胧遇到挫折, 或者仅仅是耐不住寂寞, 这种情结便会化做造反的动力。“六四”前的中国政治改革迟迟不动, 经济改革胶着停滞, 而随改革出现的弊病又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知识分子急于发难是不难理解的。
问题在于除了临时抛出的空洞口号, 整个“六四”运动在理论上是空白, 在策略一片混乱, 组织上也是一片散沙。当局说这场运动是有“预谋”的, 实在是一种过誉。知识分子应是社会头脑 担负理论建设牎⒉呗陨杓坪妥橹唇ǖ脑鹑 然而在这场运动中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毫无牎霸つ薄 实质上与受情绪支配的煽动者和闹事者相差无几, 发难成份远大于理性把握, 而后又被自身煽动起来的大潮所席卷, 步步被动地随波逐流, 既无担当领导的根基, 又无实施领导的能力。在这一点上, 没做好起码准备而把一场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的运动煽动起来, 中国知识分子是应当为最终失败负一定责任的。
不能说知识分子什么都没做, “六四”前他们不停地设计方案, 走马灯式地推出过各种理论。但那大都是承载于政权之车上的, 是与现体制合作或为现体制服务的产物。在能够指导“六四”那种反体制运动的理论体系方面, 以及更为重要的对程序和环节的设计上, 却无人光顾, 留下一片空白。立足于那种空白, 任何大规模的反体制运动都免不了竹篮打水的下场, 且必然迅速地演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动乱。
十年改革本是专制铁板出现最多缝隙的时期, 但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为迟早将发生的反体制运动做好准备。他们要么扮演政府的智囊谋士, 用心于急功近利的出谋划策, 以仕途进取为成就; 要么忙碌于学术功名, 被职称级别、出版发表、出国获奖、饮宴应酬耗尽时间精力; 或是沉醉于构建独家体系, 动辄包容宇宙人类、文化历史, 闭门造车, 彼此相轻, 以领袖群伦为志。与当年的费边社、社会民主党、民粹派或共产主义小组那些知识分子先驱们相比,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显得过于功利与短视。正是因为把个人功利当成价值判断的准则, 就不可能耐得住寂寞和风险, 去做需要牺牲或可能劳而无功的反体制准备, 才导致“六四”在理论和组织的真空中盲目起落。
而在相反方面, 有些知识分子投入反体制的阵营, 也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功利动机, 甚至可以说, 这种个人功利主义是引发“六四”的直接原因之一。“六四”前颇有些知识精英有意无意地追求成为有国际知名度的“持不同政见者”。对外开放和经济进步使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制约, 中共政权已难以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剥夺人的生命和自由。“持不同政见者”仅受到思想的批判和遮遮掩掩的惩罚, 在一个逆反心理普及的社会里, 常常造成“越批越香”的效果, 成了一条收益大于代价的捷径。尤其西方舆论对牎俺植煌郀”情有独钟, 一旦在西方挂上号, 就取得了更大的人身保险, 也有了走向世界舞台的阶梯。所以“持不同政见”不仅是一种角色, 也成了一种资源。它无需真才实学和艰苦的专业进取, 也不必等待漫长无际的循序渐进, 却同样可以谋生、出名、有钱、出国、吸引异性、进入历史甚至登上顶峰。瓦文萨是一个榜样, 如果不是牎俺植煌麪”的路, 从电工到总统要走多少年 又有没有希望走通呢 就这样, 既然“持不同政见”的基本要素在于“对着干”。已经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就不能停止“对着干”, 否则无法保持影响。争取进入“持不同政见”行列的就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对着干”。即使不想戴上“持不同政见”帽子的也知道有点自由色彩更受欢迎牎４右笫头盼壕┥那┟紶, “对着干”就一浪高过一浪, 最终成为“六四”运动的引信。
一般来说 牎岸宰鸥伞贝蟛糠种荒芑氡硌莘冻 其中很少有脚踏实地的工作, “六四”准备工作的空白证明了这一点。
说这些并非是对算计个人功利的谴责。能把个人利益和历史进步相得益彰地结合在一起 应该比牺牲个人更值得赞赏牎Ｎ侍庠谟诓荒艿ゴ堪驯涓锷缁岬背筛鋈酥赂坏慕饙
矿, 那样不管个人得到什么, 对社会变革都不会有益。个人选择“对着干”也许可以算是一种个人理性, 但是引导社会“对着干”就很可能会远远脱离社会理性了。
道德和人格标准不排除个人利益, 只是在个人功利与信仰原则相矛盾的时候才起到检验作用。这种检验在“六四”之后已经进行过了。当专制暴政撕下面具, 对“不同政见牎被悠鹜赖兜氖焙驙, “持不同政见者”们是继续“对着干”呢 还是消沉退隐 是“愿把牢底坐穿”呢 还是检讨认罪或揭发 比例各有多少 仔细看看想想, 这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写照。
●群众的非理性
只要确认没有危险, 群众是不难被煽动起来的。很微小的不满也可以成为导火索。改革过程必然伴随各种不满的产生, 不会缺乏煽动的理由。当局在初始阶段的被动与退让使群众解除了怕的心理, 随后的一哄而起也就顺理成章。
学生易冲动, 后顾之忧少, 又有先天组织, 与知识精英联系紧密, 最适于充当群众运动的先锋。现代世界的政治动乱多从学生开始, 但如“六四”学生搞到几千人集体绝食, 在世界政治史上恐怕也不多见。不能否认投身“六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具有理想主义, 也有改造社会的真诚一面, 然而就总体而言, 这代青年的基调是自我中心和享乐至上, 实际这也是运动的道德水准令人沮丧的原因之一。相当一部分学生与其说是由于忧国忧民投入运动, 莫如说更多地出于浪漫、游戏欲或攀比格局。举世瞩目的氛围能增加他们的荣誉感, 使狭隘的个人主义一时融汇进集体事业的净化与升华中。一跃成为社会命运的决定者尽管是错觉也能产生一种神圣感, 使他们在不少方面表现出超常的热情、勇敢、勤奋和纪律。但是, 天安门广场野游式的露营、月下歌舞、不劳而获的募捐和分配未来政权职位的说梦虽然有趣, 创造历史的雄心和参与欲也无可指摘, 对于运动来讲 却全然都不属于理性范畴。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纲领是什么 下一步怎样行动 前途会怎样 绝大多数学生都在云山雾罩里。学生领袖们则在相当程度上陷在拉山头、打派仗、抢风头之中, 彼此封锁资源、相互猜忌、各搞一套。如果不是最终的屠杀创造了另一种形象, 天安门广场很可能便会落得个闹剧结局。
从根本上看, “六四”的本是一场知识分子要求更大政治权利的运动, 却卷进了千百倍于知识分子的市民、社会青年和工农群众。这些群众固然有大量不满的理由, 但他们的深层利益实际是和“六四”运动脱节的, 有的甚至可能相反。例如经济领域里的私营者们, 他们本是十年改革期间体制内的最大受惠者之一, 却有相当数量的人投入反体制的牎傲臓”运动并成为运动的活跃成份。但除了发泄情绪, 很难看出有什么理性因素。正是这一点, 决定了这场以人数为基本武器的运动无论多激烈, 却不可能具有坚定性。未与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 便无法获得广大社会阶层持久支持, 运动也就只能停留在起哄的水平。
以声援方式投入运动的普通群众 比起学生更无组织性 也就更无理性和不可控制。这些普通群众的动机倒是很少是出于个人功利的(也无从得到个人功利)。他们对学生充满真诚的同情, 除了出于正义感, 也出于诸如天然同情小人物和受难者这类很难说是否适用于政治的常人伦理。知识分子争取群众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群众仇视一切社会不公 但这里也有大量难以说是进步因素的平均意识在起作用 甚至有反改革的一面。群众不太能平心静气地衡量自己得到的好处, 却常为眼前的局部不满否定全局。除此之外, 导致大批群众投入“六四”运动还有一个全民性的心理因素——压抑。压抑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状态 如渗透进社会每个细胞的癌病 几乎无所不在。管束、挫折、挨整、训斥、罚款、舆论的压迫、人际关系的恶毒、官僚骄横、购物上当、乘车挨挤, 下饭馆也往往看冷脸, 就连回家也常吵架。每个人都不得不经常处于委屈自己的状态, 做违心事, 说违心话, 仰人鼻息。压抑虽然是哪个社会都不可避免的, 但象中国社会这样全面而巨细无遗的压抑却不多见。况且中国社会又非常缺乏喧泻压抑的渠道, 遇到牎傲摹闭庋幕 便很容易促成全民的集体大释放。上司不用怕, 警察不用怕, 连政府也不在话下 能够万人在中南海门外齐骂牎安倌懵琛 何尝有过这样痛快的时候, 并且一切行为又都披着正义的光彩, 心安理得。据此而设想, 如果中国每年能举行几次狂欢节的话, 投身“六四”运动的人可能就会减少许多。狂欢意识使人们很难清醒地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牎“六三”之夜不少人的牺牲并不是出于献身的英勇, 而是天真, 仅“橡皮子弹”四个字的传闻就使不少人白白送了命。
一般来讲 群众运动在初始阶段都有较高尚的动机和较具道德水平的表现。 “六四牎痹硕中氖奔浠共还怀, 恶性发作的成份不多, 并且出现过许多令人感动的场面, 但是不应当由此便认不清群众运动的实质。社会心理学总结了这样的规律: 人多势众往往会打消个人的怜悯心和责任感, 并且互动地产生越来越极端的残忍和破坏性。群众运动从来不具有自主性, 不是盲目暴烈地发作, 便是被操纵和利用, 最终一定会向恶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点上, 文化革命、纳粹运动、诸多的农民起义等历史都已经展示得太充分了, 而最后受害最深的, 乃一定是群众自己。
●多数专制
“六四”运动被参加者和世界舆论称作民主运动。“民主”在运动中始终是最响亮的口号。然而对民主概念的片面把握使多数人仅仅把一个多数决原则当作民主, 实际结果便往往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专制。
多数无疑应当是民主的基础, 但是民主的本质却更应当在于对少数的保护、对多元化的宽容和给异端以权利。如果没有后一点, 多数的“暴民专制”有时是决不亚于寡头的“暴政专制”的。
以家族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历来未形成过完整的个人主义。改革十年滋生的“人人为自己”仅算是一种狭隘封闭的自私本能, 并非坚持自己的个人又尊重别人的个人的个人主义。中国文化的传统使中国人普遍具有认同多数、惧怕成为少数的心理, 很少敢于进行独立自我坚韧不屈的斗争, 而宁愿缩在多数人的背后随大流, 从人多势众中得到自己的安全感和正确与否的评判。多数作为压力存在, 不光是压迫政府的基本武器, 而且是压迫每一个运动参与者的无形上帝。对前者, 它体现一种民主, 对后者, 它体现一种专制牎Ｏ嗟币徊糠秩送渡頎“六四”运动只是为了避免自己被抛在多数之外, 成为“落伍者”。许多人不对运动施加任何理性批判, 只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敢怀疑多数。只要一打出牎叭嗣駹”二字, 便似全成为理所当然。就连著名的作家学者们, 本应是最具独立思想牎⒉⒁苑闯绷魑喝蔚娜藸, 在群众面前也表现得唯唯喏喏, 只想赢得掌声。可想而知, 在那个时候, 如果有人真敢当众表示拥护邓小平或赞成戒严, 无疑立刻就会被多数予以“专政”。
一切社会进步都是从异端开始, 真理也只能先被少数人掌握。产生多数的基础往往是情绪, 此时理性便常常要以异端的形式站到情绪对面, 牵制情绪的盲目发作。不容异端无疑是“六四”运动缺乏理性的另一种证明, 同时也表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专制的多数分解为个体, 实质只是怯懦和狭隘。我们这个民族正是因为缺乏每个个体的自信与完整 在历史上才一次次地结合成牎岸嗍隣” 继而便难以控制地演变为“暴民”, 被打倒的暴政也就随之得到重新登场的理由。
●被专制的领导
“六四”运动在整体谈不上有领导, 其中只有学生构成一定的组织形态并有自己的领导人 但是从其领导人的产生到所实施的“领导”, 实际上很大程度都是多数专制的结果。
不到两个月时间, 学生组织的领导人走马灯似地轮换。与其说是领导, 更象是一场趋向极端的赛跑牎Ｋ诒热新浜罅 或是有所犹豫, 谁就被淘汰。而谁冲在最前面, 谁就最有可能成为被众人认可的领导人。非理性的多数几乎永远会把理性看成怯懦或背叛, 而宁愿把更无理性看作是自己的代表, 给其欢呼、信赖和桂冠。由于缺乏产生领导人的制度化程序, 领导人的产生也就不得不落入一种“鼓掌通过”式的不确定并且具有起哄成份的形态。这种形态恰恰有利于擅长迎合多数的表演者, 也就意味着, 要想当上领导人, 就必须比群众更无理性, 要想保住领导人的地位, 就必须时时不断地向极端拔高自己, 否则就会被后来者顶替。这实际等于失去了真实意义的领导, 只是在群众驱赶下把车不停地拉向悬崖。也导致无法给妥协以存身位置, 而妥协是政治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只有拥有绝对优势的一方才有不妥协的资本, 哪怕双方势均力敌, 不妥协也将同归于尽, 何况学生组织比起中共弱小到不成比例, 不妥协无异于自杀。这也是“六四”运动最终以屠杀为结局的原因之一。
总体来看, “六四”运动出现过的领导人的素质不高。除了由于在多数专制状态下领导人不可能实施明智领导以外, 也由于在通向极端的轨道上, 智者必然要让位给表演者。智者的理性、不愿投和、清高和缺乏表演能力的特点使他们宁愿在喧闹中沉默和退后, 而善于和乐于制造公共形象的表演者却如鱼得水。遗憾的是智者的素质和表演者的素质天然难以结合于一体。二者的一退一进给运动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无论从与当局对话的质量、屡屡出现的决策失误或是管理工作的混乱上, 都能看到这种损失。
●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利用
对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介入理性因素的唯一有效方式是因势利导。一般来讲, 这一点只有身在高位掌握权力资源的人才能做到。“六四”运动究竟有多大的成份属于被利用或操纵, 目前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没有赵紫阳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和随后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 如果没有新闻媒介在授意和纵容下对学潮转而采取支持的态度, “六四”运动波及全国的速度和规模就会缩小许多。推进“六四”运动的最大动力实际不是别的, 而是失控。中共的官僚体制决定其各层官员都把自身行为的准则放在对上级意图的准确把握上。一旦高层局势模糊, 下层就不知所措。多数官员便会自动采取“蛰伏”方式, 其态度、决定和行为也随之变得模糊, 几面皆留下退路, 以待上层局势明朗后再定方向。这便造成大面积失控。而平时控制越紧, 骤然失控就会闹得越欢。少数官员有明确的动作, 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出于“押宝”心态, 一旦押准便可获利数倍。“六四”的押宝者们有不少把宝押到了赵紫阳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一边。他们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为运动推波助澜, 所起的作用和连锁影响都是相当大的。
如果把“六四”运动全归于群众的理性觉悟, 那是过于天真和自欺欺人的。只要失控, 促使群众一哄而起并非难事。然而造成失控, 在当时却是非赵紫阳无人能胜任。所以“六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算得上是赵紫阳的运动, 虽然他在本质上与民主完全无关甚至相反。
一旦以六三之夜的枪声宣告上层局势彻底明朗, 全国在短短几天内便被当局稳稳控制住。赵紫阳的失败也就是“六四”运动的失败, 这比什么都更说明真正意义的民主和人民力量在“六四”运动中是多么的微小, 不堪一击。
四、民主是一种社会理性
人类社会, 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理性, 无论社会的结构或社会的运行, 无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并遵循理性规则。这里所说的理性, 不是指认识与判断的理性, 也不是具体的所作所为体现的理性, 而是当社会作为一个系统, 那种建立系统目标、形成系统功能、推动并约束系统运转的的理性, 我把这种理性称为“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社会系统的目标部分, 即社会的统治思想、战略安排等; 二是社会系统的功能部分, 即社会的组织结构、运行程序和操作规则等。
在某些情况下 功能部分显得更为重要牎Ｒ桓錾缁岬哪勘瓯湮抢硇 如“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 在初始阶段, 社会照样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理性系统存在和运转, 甚至还具有很高的效率。直到目标的非理性开始损害到社会的功能——结构、程序和规则时, 社会才真正显出受到破坏, 那时, 才是整个社会理性丧失的开始。
而社会目标虽然仍处于理性状态, 只要系统功能受损, 社会结构、运转程序和操作规则遭到大规模破坏, 整体的社会理性立刻就会难以维持, 社会系统遭受的破坏将表现得非常直接迅速。“六四”就属于这种情况。
社会理性一旦丧失, 社会系统便失控解体, 陷入混乱动荡。在第一种情况下, 如果社会理性不及时把非理性目标调整回理性轨道, 修补好受损的系统功能; 在第二种情况下, 如果社会理性不能镇制住破坏力量; 或者破坏力量没有及时推出一个新社会理性, 以重建新的社会系统; 社会便只有趋于崩溃, 及至功能彻底衰竭而毁灭。
牎傲臓”作为一场非理性的反体制运动, 在当时不可控制地滑向与原社会理性决裂, 使社会处于双方对垒、决一死战的僵局。同时由于大面积失控, 又对社会功能造成普遍冲击与破坏, 使当时的社会系统几乎陷于瘫痪。
在全面地、迅速蔓延地破坏原社会理性之时, “六四”运动却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功能上, 都无从提供一个新的完整的社会理性。这一方面使其模糊的主张愿望成为无本之木, 不可能真正实现; 另一方面导致社会面临解体危机, 促使原有的社会理性调动一切力量避免自身及社会的毁灭, 不惜采用极端手段, 而这种极端手段也将被社会接受。
民主是“六四”提出的主要要求。顾名思义, 民主就是由人民作主。这在字面上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民主并非人多势众, 大伙说了算。它必须是一种社会理性, 除了是系统目标, 更重要的还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结构、程序和规则, 即一套完整的系统功能。要求民主和实现民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没有民主的功能, 包括所有细致、具体、配套的环节与程序, 人民做主永远只能是空话。被空洞的民主目标鼓动起来的人民会成为千万个只要自己作主的个体。每一个个体都将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专制性。那样, 哪怕世上人一个不少地囊括其间, 也不能叫民主, 而只能叫做专制以“民主化”的方式普及。那种状况下, 专制的控制力和民主的包容力将同时丧失, 只剩下非理性盲目地发作, 最终只有“民”而无“主”, 全社会都将落入不由自主之中。
这就是“六四”运动的基本问题所在, 它能调动起巨大的破坏力, 却不具备建设性的创造力, 由此造成社会理性的断裂——旧的被摈弃, 新的是空白, 整个社会滑向非理性。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动机, 这种结局都将最为糟糕。
五、中国从来缺乏个人理性
有人曾把中国人看作是理性过强而缺乏冲动的民族,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错的, 但要看是什么理性。在社会理性的层面, 过去的中国确实常似铁板一块, 而在个人理性的层面, 却只如一口糊糊涂涂的大锅, 分不出个儿地煮成一团。
几千年来, 中国人的基本处境是扼杀自我、服从社会, 事事谨小慎微, 斥标新立异为不道, 视个人冲动为无德。对于社会, 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状态, 非常有利于社会目标的统一和系统功能的有效稳定。但这种理性来自笼罩在个人之上的权威, 它以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道德、文化和政治, 把既定标准和规范强加于个人的生活, 扼杀个人的自主意识和生命激情, 使个人沦为社会或集团驯顺的“忠臣”、“孝子”、“螺丝钉”。这种自古至今灌输、自上而下强加的理性, 同个人理性不但毫不相容, 而且它赖以存在的根基恰恰正是个人的非理性。它要代替所有人思想, 让每个个人放弃独立的思辨, 不敢坚持自己的见解, 无条件地在它面前屈从, 奉它为至高无上的真理。这种社会理性是一种专制的社会理性, 我把它称为“专制理性”。
对于每个个人来讲, 只有建立在其自我之上, 而非来自外在权威的理性才能算做真正的理性牎４诱飧鼋嵌瓤礌, 中国人从来不能算是有理性, 而是几千年都生活在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听天由命, 或者被专制理性操纵和利用之中。
专制理性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大部分人都自愿服从的; 另一种是依靠强制手段迫使人们服从的。前者既可以以传统、文化、宗教等形式化作个人的“先天本能”, 也可以用“政治思想工作”、“改造世界观”、“洗脑”、蛊惑煽动等后天方式来造就。当个人不管是先天地还是后天地认同专制理性时, 便会自愿充当专制理性的工具, 盲目、坚定, 甚至疯狂。这些形象我们记忆犹新: 那些卫道士们、以舌杀人的舆论制造者们、雷锋叔叔们、红卫兵小将们、民族主义者和革命群众们……在他们信奉的专制理性尚未居于社会统治地位时 他们能充当舍身成仁的战士; 如专制理性已高踞统治社会的宝座, 他们便是“誓死捍卫”者。
专制理性压抑个人化的生命激情与冲动, 将其判为异端, 但却非常鼓励甚至挑动那种无条件盲目追随它自身的集体冲动, 并把那种集体冲动视为自身的权力资源。不可否认, 历史上这类专制理性在激发信奉者的热情方面曾是相当成功的, 并曾依靠“精神原子弹”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有时也确实推动过社会进步。然而, 被唆使被挑动的激情与献身不管是否促使社会进步, 对个人的人性都只能视为是摧残。
不言而喻, 专制理性所统治的社会也必然是具有高压、镇制性质的专制社会。随着狂热落潮, 幻象破灭, 集体冲动终将消失, 蛊惑煽动终将失效, 自愿服从变成了心怀不满, 那时的专制理性就要转而倚重镇压来统治社会, 转变为依靠强制手段迫使人们服从的专制理性。专制的压迫使人们感到痛苦, 可是如果缺乏个人理性, 也就必然缺乏坚持自我的个人冲动和勇气。已在漫长的专制理性笼罩下变得残缺、扭曲、习惯驯顺和受摆布的心态, 使大多数中国人很少敢向压迫者抗争, 只是转向更加彻底地泯没自我, 在苦痛中无望地沉沦。
然而, 没有理性的抗争、超越及升华, 屈辱、压抑和无法发泄的冲动就会在内心深处郁结成日益积累和毒化的情绪。在专制高压面前, 这种情绪龟缩着发酵, 而一旦专制理性衰落到失去镇制能力的地步, 就会形成突兀的喷发, 化作狂暴肆虐的洪水, 四处泛滥。原来倚赖专制手段强加的社会理性一旦被挣脱, 一个缺乏个人理性的社会就只剩下非理性, 并且也会化作盲目的集体冲动, 正好与当年追随专制理性的狂热相反, 将自身所受的专制以同样的专制回施给专制者, 继而再蔓延到其他对象……以至整个社会。缺乏个人理性的人本质上是怯懦的, 然而在“得势”的群体中却可能变得格外残忍, 以求补偿。正象历史反复表明过的, 整个社会的非理性最后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每个个人的生存状态, 于是初始那种越乱越痛快的“快乐原则”便会让位于现实柴米油盐的“利害原则”。情绪放掉了, 肚子成了第一位, 理性仍然没有, 于是又开始出现一个万众归心于一个新王朝、新秩序、新主义、新领袖……总之是一个新的社会理性的过程, 又对专制理性顶礼膜拜, 自甘为奴, 又开始下一轮循环。
多少年来, 中国就是在这两种专制理性间轮回, 一圈又一圈, 历史进程好象总是在重复, 有时相象得惟妙惟肖, 从而被称为“超稳定结构”。“六四”看上去似乎是又一个新轮回, 然而实质上已不一样, 与以往的“超稳定结构”有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不过这变化究竟是一种良性超越 可能导致中国跨入更先进的发展结构, 还是反而更糟, 在丢掉了超稳定的同时也丢掉了稳定, 预兆着前途险恶 我是有后者这种忧虑的。
六、民主必须以个人理性为基础
除了自上而下的专制型社会理性, 还有自下而上以民主方式达成的社会理性。在当今世界, 这种社会理性以西方民主制为代表。“六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虽然缺乏统一纲领, 但是从各种思想策源处和舆论渠道传递出来的认识和主张, 大都是与西方民主制认同的。不过“六四”多是大谈民主之必要, 谈民主之可能的却是鲜有听闻, 给人的感觉好似民主是一个天然完整的东西, 只要伸手要, 就能囫囵个儿地从天而降, 关键只在当局肯不肯给。
形式上, 西方民主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 并且可以归结为多数决、政党政治、竟选、人权保障和法治等几个很直观的特征。然而, 在这些显露的“上层建筑”下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作为基础, 那便是全社会普遍成熟的个人理性——即多数个人所具有的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洞悉长远利益的智慧, 自我节制的品质, 尊重他人的社会公德等素质的综合。这个结论是可以用最简单的逻辑推出的: 既然是自下而上达成社会理性 牎跋隆钡母鋈巳狈硇 “上”的社会怎么会有理性呢 那么按这个逻辑设想, 从来缺乏个人理性的中国即使采纳了民主, 也同样不能实现“六四”寄托于民主的期望。
西方民主的理论和经验都已经相对成熟, 但中国不能“拿来”, 主要就在于个人理性是不能“拿来”的。民主是一个需要发育和生长的过程。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女人、奴隶排除在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之外, 不见得仅仅是出于等级观念, 还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部分人的确可能缺乏他所说的“自主性”与“开发性”, 用我的话说即是缺乏个人理性。古来今往, 民主的理想形形色色, 但都离不开把个人理性通过民主制组合成社会理性这条共同的脉络。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发展是与普遍的个人理性的成熟相辅相成的,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到启蒙运动, 契约意识的普及, 以及不断强化地寻求自我, 强调个人自由, 加上教育 (理性训练) 程度的提高, 文化发达……才使西方民主制成为今天相对成功的社会制度。
其实 一个社会的多数人如果具备个人理性 这个社会便必然具有趋向民主的张力。个人理性与专制理性如水火不能相容, 既能使个人远离大起大落的集体冲动, 却又是提供个人冲动的持久源泉。个人冲动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活力与进取; 在专制高压面前体现为抗争的勇气和智慧、不泯没自我的决心以及必要时敢于献身的英雄主义气概; 而当社会出现危机、失控, 个人理性又能使人保持克制冷静, 维持社会的稳定。普遍的个人理性是一个社会最宝贵的素质 有了它 社会将充满活力与创造性, 不容专制邪恶, 并能“处变不惊”, “每临大事有静气”。
不过, 这在很大程度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对于一个社会, 充分的个人理性意味着知晓社会的一切 没有任何偏见局限 事事高瞻远瞩, 这显然是太过理想化的。事实上, 迄今所有西方民主社会都未达到、也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 而且这正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主要问题, 也是西方民主制的根本局限所在。但是这里暂且接受“六四”运动的立场, 把西方民主制当作理想的社会制度 (至少比专制制度好) , 让我们设想“六四”运动成功了, 中国全面实行了西方民主制, 那时的中国能不能获得让中国知识分子羡慕不已的西方式成功呢
首先 如果承认西方的个人理性并不完善 民主闹剧屡见不鲜, 政治丑闻迭爆不穷 社会争斗不休 眼前利益与局部利益阻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 那么我们就更可想象, 西方社会的个人理性是在一个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基础上花费几百年时间培育的的, 并且以富裕的生活和高水平的教育为养料; 中国人却千年如一地在家族文化结构中听凭大小牎凹页”们摆布, 始终是一片巨大无边赤贫的个人理性荒漠和专制温床。“六四”的表现告诉我们, 连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最具激进思想的大学生都极为缺乏个人理性与民主修养, 更不要说积淀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反民主倾向了。要想把十一亿五千万人都转变到具有个人理性 (哪怕只到当代西方人的同等水平) , 使之懂得民主、适应民主牎⑸朴妹裰 须记住古人的话——“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 那在最低限度上, 也是等于改变十一亿五千万座江山。即便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我们又有没有愚公移山的时间呢
正如历史反复表明过的, 真正的问题出在“革命的第二天”。我们不妨具体想象一下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的过程。民主化的第一步无疑要从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开始, 开放党禁 自由建党。可以想见, 那时的中国将有成千个, 甚至上万个政党一涌而出(根据牋“六四牎焙蠼鲈诿拦闹泄粞统闪⒘税税俣喔龆懒⒆橹癄, 这样的估计不算多。许多人会象当年办公司一样热衷于“办”党, 并把党当成一个可以承载个人目的的“实体”。且不说此种政党政治必将走向何等腐化, 又将把民主派阵营分裂得何等破碎, 即使民主派真能求同存异地联合在一起, 也不见得能从中共手中取得政权。就算在“民主的牎弊杂裳【僦 民主派能把大城市与发达地区居民的选票一张不少地拿到手, 中共也会被多数农民和偏远地区的居民们以绝对多数票托在执政宝座上。这倒不见得是那部分人民全拥护共产党, 而是他们只知道共产党。共产党编织了几十年的网络天衣无缝地罩在他们头顶牎Ｈ魏我桓稣诚氪锏酵潭 都要首先认识到一个痛苦的真理: 中国是一个特大规模的农民社会, 社会规模越大, 民主的成本就越高, 而若想向偏远落后的农村深入, 成本就要在乘方之上再加乘方。一个从零开始的党绝无“党天下”时中共那犞譅无限的投资能力牎Ｏ执艘埠苣言俪鱿值蹦旯膊撑嘌龅哪侵挚袢葼“传教者”。即使中共不做任何改变, 光靠“吃老本儿”, 也能让民主派无可奈何。
强调由局部利益强化的自我价值, 固化不信任和冲突, 是西方式民主造就的一种有共性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若辅以有保证的制度化调停, 可以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基础牎Ｈ欢魍Ｊ欠裼行, 根本上取决于个人理性, 这个前提恰恰是中国社会所缺少的, 因此不可能产生普遍的自我修正能力和社会公益心, 也不可能善于达成对分歧的妥协。中国人有名的“窝里斗”将表现在各个方面, 并十分可能以对抗、僵局或持续升级的方式发展, 最后演变为破坏性力量, 迫使制度化运转逐步分崩离析、陷于瘫痪; 轻则国无宁日, 纷争不休; 重则国家分裂, 内战连绵。从实行了近半个世纪民主政制的印度现状来看, 对毫无民主训练的中国做这样的估计应是不乏根据的。
从竞选角度看, 也不难想象在中国社会开展竞选会出现何等腐败、混乱和愚昧的局面。当选席位将主要落在政客、表演者、煽动者和开空头支票的人座下。对领导人衬衫上的补钉感动落泪而对领导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山呼万岁的中国人如何能选出治国之才呢 当然, 失望会使他们最终认识到自己选的是骗子, 但也只好忍受到下一个选举期才有权终止被骗。可失望越深, 那时的期望就会越高, 就越愿意听新的更为动人的神话牎Ｉ窕笆怯涝侗嗖煌甑臓。新一轮由人们自己选择而必须忍受到期的被骗又会重新开始。要轮回多少个周期, 黄土坡上的庄稼汉和婆姨们才能懂得治国大略该是什么, 并且能一眼就看穿传播媒介精心制作的假象呢
如果真把缺乏个人理性的社会抛入“民主”, 那是很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个人的非理性不会在民主中变成理性, 也不会在民主中产生民主, 而仅仅是得到放纵, 更加非理性牎７抢硇缘母鎏逡坏┑玫阶杂蔂, 对自由的利用主要就是盲目地释放情绪。那时, 整个社会很可能会被迅速地情绪化, 无节制的膨胀, 以至必然掀起非理性的集体冲动, 要么是受新崛起的专制理性利用, 成为专制工具, 如被纳粹利用的魏玛民主、“大民主”中的红卫兵; 要么演变成不能自制的破坏性力量, 如历史上多次暴民运动、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武斗、以及“六四”运动的某些趋势。听任这种破坏性冲动发作下去, 全社会将同归于尽, 于是最终还是要呼唤专制理性出台收拾残局。这大概便是所有缺乏个人理性的社会, 民主制都如昙花一现或徒具形式 (民主帽子下的专制型社会理性) 的原因牎Ｃつ康那樾鞣⒆鳡, 不具个人理性的集体冲动, 无论多么暴烈, 都不会具有坚实根基, 因此只要专制登场, 亮出恐怖手段, 就会轻易被吓倒制服, 转而烟消云散, 并把当初的冲动忘光, 这便是一夜枪声就使“六四”就直落千丈的根由。
总之 缺乏个人理性的社会是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牎＜词故敌辛嗣裰髦茘
(远不等于实现民主) , 也不见得就是进步, 就对社会有益。
那么, 中国实现民主的期望是不是只能寄托在未来有一天, 全体中国人的个人理性终于成熟之上呢 不考虑那将有多么遥远, 也不考虑那对中国是否来得及, 我们只看能不能有那么一天。
七、大规模社会——个人理性的死局
先哲的小国寡民理想恐怕不尽然出于“小农意识”。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得以实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公民的个人理性都能够直接地把握自身生活的、并参与管理的那个社会。那种城邦社会的规模基本是在每个公民的感官范围之内的。古希腊民主制的消亡与后来社会规模的扩展很可能有潜在的联系。今天, 社会规模已远远大于那个时代, 更是远远超出了感官范围。人们用书籍、报纸、电视来扩展感官, 用代议制来延伸个人的理性, 然而还是越来越对自己生活的社会失掉把握感, 对自己作为“民”的一员——也就是一个百万、千万或亿分之一来“主”这个社会的能力感到怀疑。这是当今西方民主的一个主要困惑。而当理性再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时候, 它就会放弃努力。当今西方社会已有个人理性退化的迹象 突出地表现在对民主政治的核心——选举的冷漠上; 同时, 市场和大众传播媒介——民主的主要象征, 亦是大规模社会的产物——正在演化出新的专制理性, 诱使公众不知不觉地对其自愿服从和崇拜, 并日益受其操纵。但这里暂不讨论西方的问题, 我们还是转回看中国社会中个人理性的处境。
不管人想出什么方法、利用什么工具扩展自己对世界的把握, 最终都跨不过人的生理对信息负荷的极限, 因此那也就成了个人理性无法超越的最终极限。电视可以使公民的视线远超出城邦, 但即使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全盯着电视屏幕, 也不可能真正透彻了解当今世界一个一般规模的社会。中国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 远远大于任何一个西方民主社会。在这样一个超级规模的社会中, 个人理性其实是永远不可能“发育成熟”的。没有任何一个头脑能全面把握这个社会, 能避免自身的无知, 避免在混乱与矛盾中无所适从或被偏见局限所左右的状况。即使每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把十一亿五千万个这种状况的“理性”民主地集中起来, 整体的偏差会足以大成灾难。大规模社会使公民失掉直接经验, 不得不完全凭借形而上的思辨, 而这恰恰是“多数”的弱项, 且彼此间绝不会一致。这时的多数决定又能产生出什么值得信赖的结果呢 连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们都对地球资源是否将枯竭, 温室效应是否会出现等问题各执己见, 可以想见, 以近十亿中国小生产者的所能达到的“理性”水平又怎能理解对社会必要的宏观控制, 诸如计划生育或保护生态, 他们以绝对多数可以非常符合“民主”地扼杀这类措施。这种民主最终将使中国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
另一方面, 大规模社会还将导致社会分歧多而法治不适面广。如此之大的中国充满千差万别, 只要参政意识在民主的推动下普及开来, 这些差别便会一拥而出, 利用民主手段竭力表现自己。丝毫不用怀疑会出现西藏、新疆的独立党, 其他少数民族也会不乏效仿者; 城市农村的矛盾积累了几十年; 沿海内地的差距不断扩大; 各省市都会有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各行各业, 各个阶层也可能各执己见, 各争所得, 以及成立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组织。而在一个如此巨大的社会里, 建立一整套巨细无遗, 完全公平, 适应一切差别, 能被各方面接受的法律裁判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冲突就只有在法治之外寻求解决, 从而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因此, 如果抛却价值观, 仅从中国现状出发, 以两种社会理性所能达到的理性程度判断, 专制型社会理性是可能比民主型社会理性更为优越的, 它在目标上更为明确, 在功能上更为有效, 当然, 前提是英明的专制理性。大概这就是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者们的苦心所在吧
八、生长在民主之根上的非理性
作为一种制度, 迄今为止所有的民主制都存在种种弊病, 并且眼下也看不到消除这些弊病的前景。当然追求完美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 世上任何事物——肯定也包括社会制度——都不会彻底完美, 只要益大于弊就可取, 但是民主却有一个根本的、与其共生、并有可能最终毁掉它自身以及整个人类的问题, 那就是, 作为一种制度, 它最大程度地纵容贪婪。
自私是人的天性 放纵的自私就是贪婪 而只要不受抑制, 自私必然会放纵成贪婪牎Ｆ裎沟拿裰魉枷胗胫贫榷际且怨睦鋈俗杂煞⒄範、最大程度发挥天性为目的的。受鼓励的自私反过来也为民主的发展提供养料。自私与民主的结合转化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动力, 驱使世人去生产、创造和竞争, 由此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创造出以往无法想象的巨额财富。民主化提供的均等机会使大多数人都能加入占有和获取的角逐。在追逐利润的比赛中, 人类清贫时代发展出的制约贪婪的道德体系和宗教体系逐步瓦解, 贪婪越来越理直气壮, 甚至得意洋洋。民主制使经济脱离政权的羁绊, 听从市场的“无形之手”摆布, 但那只手从来都是只推动不抑制, 于是人们就不停地加速生产牎⑾褷、占有再占有、永无止境地增长, 直到超出生存需要, 而成为一种变态的疯狂。
终于, 地球被发现太小了, 资源是有限的, 生态是脆弱的, 以人类的劫掠, 终将把地球毁掉。但人类的欲望已然被激发到无限, 已如上了瘾的吸毒者, 明知毁灭也欲罢不能。今日世界, 有几个人肯为子孙后代着想, 自觉地少占有、少消费一点呢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牎笔嵌嗍斯虿还恼苎。面对人类严峻的、必须及早转弯的未来, 个人理性的自觉是不能期望, 也是不能依靠的。这时, 只有自上而下的整体控制才能把社会从贪婪的疯狂跑道上拉下来。民主制的致命之处就在这时显露出来——以多数选票为立身之本的民主制只能被贪婪的多数逼着向前走, 反之再为贪婪提供进一步的动力, 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循环。作为一个理性制度, 它非得沿着这条非理性的轨道往下滑。它一切都可以有理性, 就是这条轨道是不能变, 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民主”! 这便是生长着民主理性的非理性之根——民主的悖论。
对其他国家, 现在提这问题或许还早, 有些杞人忧天。但是对中国, 这个问题已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以其最多的人口, 最少的平均资源, 处于最接近资源极限的位置。而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被中共摧毁一净, “共产主义道德”也在推向极端后“物极必反”地崩溃。在中国人心灵全面荒芜之时, 十年改革正好打开了国门, 把西方物质文明的成就与诱惑眩目地投射进这片道德荒原, 被差距刺激着生长起来的贪婪将是格外贪婪, 这种贪婪再乘以十一亿五千万的人口, 中国的贪婪便成为世间最大的贪婪。以最大的贪婪来吞吃最少的资源, 中国的前途便是面对双倍的危险。而如果再加上民主制, 以其非理性之根全面、彻底、毫无制约地纵容这种贪婪, 危险便会在双倍之上再加双倍。已然被几千年的饿殍啃得支离破碎的中国, 那时还能被这双倍大口啃多久, 实在是值得从现在就开始担忧的。
面对一个待开发的富饶自然, 民主之根上的这种非理性可以象大豆根瘤一样为枝叶果实凝聚养分, 然而随自然的衰落, 这根瘤也就开始癌变的过程。中国的遗憾是看到别人吸取养分, 自己移植过来却立刻成为癌。
我们不该奋斗得癌!
九、专制理性难以为继
如果说西方民主制对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合适, 我们是不是只能把希望回归给专制理性了呢 只要能防止灾难 避免毁灭, 专制尽管不美好, 也只能被当作必然。其实, “六四牎笨雇郎钡慕峋衷诤艽蟪潭壬鲜且恢直厝粻。这个必然不见得是出于当局的凶残, 而是统治的必须。对于任何统治, 稳定都是最基本的目标和评价标准。虽然中共的根本关怀是在于确保自身政治地位不被动摇, 但另一逻辑也是一目了然: 如果当时当局继续退步, “六四”运动并不会结束, 而只有更大的新开始, 也不会局限于北京, 而将更广泛地波及全国, 此起彼伏, 得寸进尺。缺乏制度化政治的中国社会几乎没有调节阀门, 反过来只要统治的大堤放开一个小口, 就会溃决成滔天洪水。这种“暴民”与“暴政”的相辅相成——恶性循环已是中国自古解不开的死结, 越结越死。而跳出这种循环所需要的高度理性、妥协能力和以社会利益为重的无私精神却是“暴民”和“暴政”都不可能具备的。于是“暴民”只剩一个字眼——“打倒”, “暴政”只剩一个口号——“稳定压倒一切”。在共同的“暴”上, “暴政”比“暴民”多什么呢 ——枪。但枪若不开, 还不如“暴民”的石头好使, 何况“暴民”人数百倍于持枪者。“暴政”这时只有两个选择——被“暴民”踩在脚下, 或者开枪。
中国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使得精密的组织网络、管理体系和分配渠道在其社会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牎Ｏ嗟币徊糠稚κ怯晒芾砉ぷ骶龆ǖ臓。而社会一旦发生动乱 首先被冲击的就是管理牎９芾硇式档徒贾律ρ杆傥 产出也就相应减少 社会将会很快感到匮乏牎Ｘ逊Ψ垂醇泳缍 生产力便愈加萎缩, 也就愈为匮乏。不要转多少圈, 中国就会转到难以支持的边缘。
历代中国统治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感受这个人类最根本的危机带给中国的巨大压力。他们不停地在中国的肌体上编织和缝补, 以防她破碎。编织得那样紧密, 以致牵一发便动全身, 敏感到痛苦的程度。如果断掉其中一根, 整体就可能纷纷散落。从这个角度看, 与其说中共开枪是出于凶残, 倒不如说出于胆怯更接近真实。
大概这也就是主张专制理性的保守主义比激进主义更为“现实”之处吧。
然而, 这个“现实”即便是眼前的现实, 又是不是未来的现实呢 专制理性真能在未来牢固地统治并稳定住中国吗 抛开道德判断不谈, 我对那种企盼也是深为怀疑的。
前面谈到“六四”运动具有从本质上开始摆脱过去的“超稳定结构”之特征, 其表现就是它发生在社会整体还在进步、政权也尚未衰落之际, 这和“超稳定”的规律已不相符, 是“六四”与以往历次社会对抗运动都不同的重要区别。
我把社会理性看作漂浮的冰山, 只有露出水面的七分之一被现实政治决定, 其余部分则取决于社会传统与文化牎Ｏ质档恼慰梢阅闵衔蚁聽, 改朝换代, 在“自愿型”与“被迫型”之间循环, 而后者却在历史长河中稳定延续, 以不变应万变。它是保持中国以往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石, 控制着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引导着“人心所向”, 是中国人一代代在无意识之中自愿服从的最根本的专制理性。
但是今天, 这块超稳定基石已经被彻底摧毁了。
历代统治者都是在这块基石是添砖加瓦, 以稳固自己建于其上的政治权威。中共虽然在口头上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唯一真理, 但使其走向胜利的, 却应主要归功于它对传统的利用。它在战争时期的形象和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并无太本质的不同。然而随其执掌了社会权力, 意识形态日益强化, 更重要的是出于加强自身权威的目的, 它便开始有系统牎⒋蠊婺、灭绝性地消灭中国文化中一切其他权威因素, 包括崇拜祖先、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对文化的认同以及大部分等级和服从的观念。中共不愧为破坏旧世界的天才, 能把这么大的工程在几十年时间完成得如此彻底, 将几千年的大树连根刨掉, 仅出于唯我所用的目的留下传统中“忠”的部分, 把“忠”的对象换上了自己。但即便只剩一块“忠”的传统基石做凭借, 也能使立足其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堪与世间最狂热的宗教匹敌 使党超过一切神明 使毛泽东高于一切帝王。然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牎庇质拐庾詈笠豢榛獾綘“自杀”式的毁灭, 那年代除了要求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中央权威保持绝对忠诚以外, 对社会所有权威机关和权威者是可以任意“造反有理”的, 反到最后, 社会权威体系几乎全部被“拉下马”, 只剩下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央。而改革十年出于对经济起飞的迫切愿望, 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又恰好是自觉不自觉地以削弱中央权威为主旨, 在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 又在组织结构和社会心理上拆掉了中央权威这个最后壁垒, 也就把仅剩的一点传统基石粉碎。谁都能看到今日的中国愈来愈陷入无尊无卑牎⑽薮笪扌 ⑽薰嫖蘧亍⑽薹ㄎ尢斓奈奕ㄍ车 这是造成“六四”运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潜在原因。
“六四”与以往“超稳定结构”中的社会动乱不同之处, 就在于以往存在着超稳定的基石, 无论多乱也具有收敛性, 有内在的回归稳定的趋势和可能。“六四”却失去了那个基石, 趋势只能是发散的, 无法稳定。
几千年形成的基石可以在几十年毁掉, 但却不可能在几十年重建。中国将有相当长的时间, 只能立足于空白。
没有了基石, 孤零零悬空架起的一个专制政治, 高高在上, 独挡八面来风, 必然成为众矢之的牎Ｓ谑蔷」芩谕贫缁峤綘, 人们却总是“端起饭碗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单一的政治是永远建立不起让人们自愿服从的权威的。中共开始还认识不到这一点,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从自身发展的实践, 它在以往都是把自身当作人民的代表, 并把群众运动看作是人心向背的标志, 就连当年的“四人帮”也不敢对七六年的天安门闹事者动枪, 只用了“工人民兵”的大棒。以往中共擅长的是从一个仲裁者的角度统治中国, 利用多数打击少数, 再找另外的少数当替罪羊, 自己总是处于被感恩戴德的地位。既使是大跃进、文化革命, 死了上千万人, 它也能超脱于矛盾的锋芒之上。它在“六四”运动之始所以下手不坚决, 不是因为心慈手软, 而是它仍然想保持那样一种传统的已成心理定势的自我形象。这里面既有惯性作用, 也有一种自我蒙蔽。它没有或不愿认识到, 它已经失去了权威的基石, 人民已经整体性地和它分道扬镳, 并把它从头顶神的位置转放到异己的对立面上了。
六三之夜的屠杀使中共扯下了面纱, 从后台走到前台, 变成了赤裸裸的杀手。从此它和人民之间已经没有缓冲带, 也没有替罪羊了。有的只是明白无误的统治和被统治。而统治的基本手段就是暴力恐怖, 并且不断地给自己打气——“要理直气壮!”
当一个政权发现保证自身不被动摇的基本手段只剩下暴力时, 它便已经离末日不远了。凶恶正是无力的表现, 是失去了其他手段和信心的象征。这种凶恶的专制虽然会专制到极点, 却是一种残缺的专制。无论古代帝王、伊斯兰领袖, 或是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形式不同的专制除了暴力手段以外, 都是更主要地依靠精神权威。人们首先服从的是精神权威而非恐怖胁迫,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的。具有这种特点的专制是完整的, 相对稳固恒久。而一旦失去了精神权威, 只下暴力统治, 专制则一定是短命的。因为暴力是消耗性的, 频繁使用暴力和长久地保持暴力状态不可能不使统治者变得虚弱疲软。每一次暴力的使用都是在播种更大的暴力, 没完没了。况且暴力机器本身就是个双刃剑, 在被血喂得过于疯狂之后, 随时都可能砍向统治者自身。而在种种变数之中, 只要出现任何一个机会, 在暴力压迫下仇恨满腔的人民就会一拥而起, 掀起大规模动乱。
那么, 是否可能寄希望于出现一个新型强人, 以其个人魅力和魄力做为凝聚中国的新权威呢 且不说强人能否完成这个使命, 对一个曾经把所有“当权派”都戴过高帽、挂过黑牌、坐过“喷气式”的社会, 对目睹过刘少奇、林彪、江青、包括邓小平自己以及大大小小的强人们从神到鬼反复无常变幻的中国人, 再想重新给他们造一个万众归心的新神, 那是十分令人怀疑的。
于是, 最终就只剩下紧握枪杆子的统治集团。
然而, 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同样的问题。既然没有产生权威和保证权威的制度化机制, 论资排辈的自然权威结构就成为主导。在这种结构中, 资辈层序一旦不够分明或发生错位, 就将出现相克, 使权威难以确立。眼下全靠几个最高资历的政治元老以他们风烛残年的生命在背后支撑着不孚众望的牎敖影嗳恕 维持脆弱的平衡。一旦这个环节断裂, 中共集团内部的相克因素就很难避免群起发作。
对于中共的中央统治者, 始终有一个棘手的两难选择。发展经济不仅是富国强兵的需要, 也是在一个物欲已被唤醒的社会里保持稳定的基础。然而中国不似南韩、台湾那种相对小规模的社会, 在如此之大的国度里, 中央权威对经济活力的窒息要严重得多。能在小社会成功的权威主义在大社会里可能正相反。这就迫使中共高层不得不进一步把权力分散给地方、行业或集团。而中国的权力很少有单一性的, 大大小小都具有某种全能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那些分散出去的权力也会凝聚起相应的政治能量, 成为对中共统治的潜在威胁。
所谓的牎巴龉苍诠病本驮诖恕Ｗㄖ撇荒芪底≈泄辉谟谌嗣窕嵬品那即使是可能的也是极为遥远的, 而在于它的垮台首先会来自内部。组成庞大专制机器的是各种各样有思想、有野心、受社会思潮影响和个人利益支配并且善于权谋的活人。政治审查不会带来纯洁, 只能造成隐蔽。即便是非生命的机器, 过于大型化和复杂化也会使出现故障的概率大幅度增加, 何况是这架特大的中国专制机器。那些有魂有欲的活人掌握着武器和暴力资源, 既然暴力成了管理社会的唯一手段, 而这手段就在他们手中, 凭什么他犆蔷透梅幽切┎⒉槐茸约焊凶世湍芰Φ闹醒胪持握郀, 而不由自己来当主人呢
暴力将被暴力所毁。专制的暴力将被“民主化” (普及) 的暴力取代。除暴力已无可倚仗的中共政权面临政变、内战、地方割据、国家分裂的前景。暴力一旦开始这种普及的过程, 就将在既缺乏个人理性又已然失去了传统理性的社会里没有止境地泛滥。那时, 毁灭也就将摆在每一个人面前。
十、“六四”的启示
“六四”肯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但是以我来看, 它的重要不在于给中国指明了一条出路, 或树立了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 而在于它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困境, 两难的选择, 使我们意识到对前途要做全新的思考。
环顾今日世界, 不同的社会差别各异, 然而全都离不开上述两种社会理性的基本框架, 不是专制型, 便是民主型, 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存在状态中, 人类似乎命定地只能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别无它途。昨日东风压倒西风, 今天又西风压倒东风。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权威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 不管新的旧的, 怎样交锋, 都未离开这两种社会理性的思维局限。
而我们的问题在于, 既然民主的社会理性在中国无法实现, 专制的社会理性在中国又难以为继, 世界面前非此即彼的两个选择, 对于中国实际上都已不能选择, 都成了绝路。
并且 更严重的在于我们甚至没有了等待的时间。历史有时会逐渐显露它的启示, 但那犘枰倌杲ソ墓虪。且不谈几代人将被这种等待置于目前的专制压迫下是否公平, 更主要的是专制理性不可能把中国维持到那个水到渠成的时候。中国已经没有渐进的时间。
如果那时, 随专制理性的垮台 (一般来讲是崩溃式的) , 社会理性出现长久难以填补的真空, 诺查丹玛斯的大劫难对中国就将不再是危言耸听。
为了免于未来的劫难, 只有从现在就开始寻找第三种理性。它不能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专制理性, 也没有传统理性供其立足, 同样没有普遍成熟的个人理性为基础, 但它却必须能提供完整的社会理性, 在那时支撑起一无所有的中国社会。不管有多少人断言这决无可能, 我们也必须找到它, 因为除此, 中国没有出路。